王嘉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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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空在詭譎與渾沌不明狀態的台灣當代藝術
 
文 / 王嘉驥

眼前看似蓬勃發展的台灣當代藝術,骨子裡基礎結構十分脆弱,展演的舞臺甚至漸有萎縮的趨勢,令人憂心忡忡。

放眼台灣幾座較有規模的美術館,包括台北市立美術館、台中的國立台灣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台北當代藝術館,每年每月開放給台灣當代藝術展出的空間與檔期,其實是相當不足的。就以台北市立美術館為例,每一年除了五檔左右的申請展檔期之外──而且都集中在地下室的次要展覽廳──幾乎很難再看到台灣當代藝術的展覽。目前正在重新整修與進行再規劃的國立台灣美術館則自過往以來,就罕見策劃與舉辦重要的台灣當代藝術展覽,即使在其典藏當中,也少有當代藝術家的作品。相對而言,高雄市立美術館晚近對於當代藝術的推展,反而是三大公立現代美術館當中,較為活潑與活躍表現者,然而,這也是晚近兩三年來才見到的新氣象。至於2001年開始由當代藝術基金會以公辦民營模式入主經營的台北當代藝術館,截至目前為止,則仍看不出其整體與主要的方向方針為何。儘管當代藝術界對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多有期待,然而,該館卻始終被內部人事不和的問題所嚴重困擾。截至目前為止,台北當代藝術館仍然無法成為台灣當代藝術活躍的一個重要而常態的展演空間,殊為遺憾。

比較成熟而優秀的台灣當代藝術家始終無法受到美術館主動的邀請,或是在策劃展的形式之下,常態性地進入台灣本土的現、當代美術館展出,進而受到較廣大的觀眾所肯定,這對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不啻是一個莫大的諷刺。不僅如此,隨著晚近幾年來,台灣的總體經濟走入了黑暗期,畫廊的生存與發展陷入持續未解的危機。原本在1990年代前期,主要以傳統與現代藝術作為主要推升重點的畫廊,來到1990年代後期時,卻已因為泡沫經濟的破滅與不景氣的雙重緣故,致使藝術市場開始萎縮。換句話說,台灣當代藝術家及其創作迄今仍未進入畫廊的展覽體系,成為另一應見而未見的基本常態。台灣當代藝術無法進入畫廊體系的部份原因,固然在於當代藝術創作本身可能仍未臻成熟,或仍不知如何與商業機制合作有關,更在於台灣的收藏家與收藏單位對於收藏台灣當代藝術這件事情,始終抱著忐忑、躊躇、猶豫或甚至質疑的態度。其中主要的癥結,還在於多數的收藏家或收藏單位迄今仍然無法欣賞──或甚至排拒──當代藝術。由於他們的審美態度以及對藝術的看法,傾向於傳統與現代主義的創作美學,因此,對於當代藝術的議題性創作,始終有領略的困難,遑論積極加以購買收藏。再者,台灣也有一定比例的收藏家持續將藝術品看成一種市場投資。台灣地位在國際政壇當中的邊緣處境,使得許多收藏家逐漸放棄對於台灣藝術的收藏,改而追逐看似較有國際地位的中國藝術家(或廣義的華人藝術家),而不再以收藏台灣藝術作為一種地區的自傲,或作為一種提升對台灣認同的文化使命感。

台灣當代藝術既然無法登入台灣官方美術館的廳堂,也難以合理打入台灣畫廊與收藏體系,於是,就懸空在一種十分詭譎且前途十分渾沌不明的狀態之中了。表面上,我們看到一種假象,以為台灣當代藝術在當下的發展,是極其蓬勃而活躍的,因為我們眼見展覽接連而不斷,然則,卻絕大多數都在所謂的「替代空間」展演,同時,極高比例的台灣當代藝術家也都難以依靠「職業藝術家」的身分來維續其創作。直截了當地說,眼前所見的台灣當代藝術仍然處在一種相當邊緣而且業餘的狀態。不但如此,由於仍不見容於畫廊所運作的藝術收藏市場,多數的台灣當代藝術家──尤其是年輕世代者──多半只能維持一種業餘或假性的專業創作身分。分析這批台灣當代藝術創作者的身分狀態,如果不是在學院之中任教,就是在學院之中修習學位的藝術青年。如此明顯的現象,形成了台灣當代藝術創作的一種新業餘暨學院主義狀態。

台灣當代藝術無法與藝術市場及收藏體系銜接,意味著創作無法有效獲得贊助的回饋,自然難以茁壯成樹成林。儘管一九九○年代後期,國家文藝基金會的創作補助機制適時成立,紓解了許多短期創作補助的需求,而且成效尚稱卓著,然而,這種以短期、即時與局部奧援為主的補助機制,如果不能有效地由市場面的收藏與贊助系統繼續加以銜接與支應的話,那麼,台灣當代藝術終究還是難以開花結果。正因如此,我們看到了台灣當代藝術發展的癥結與脆弱之所在。創作與收藏贊助之間的關係未能有效建立的結果,使得藝術家長期處在物質貧窮的狀態。就在經濟不濟的窘境下,藝術家難以成為一種受人敬重且有實質回饋的職業,更因如此,藝術創作只能成為偶一為之的業餘行為。再者,長此以往地欠缺收藏贊助方面的實質鼓勵與精神鼓舞,台灣當代藝術勢必始終處在一種貧血的狀態,而難以邁入專業與成熟之林。

以台灣當代藝術目前只能活躍與遊走在比較邊緣而簡陋的替代空間,而且必須與貧窮克難為伍的現狀之下,似乎註定許許多多的藝術創作依然只能勉強維持或甚至停留在一種粗糙或頂多生猛的狀態。對台灣當代藝術而言,精緻、成熟與完整顯然是一種無比的奢侈。沒有良好、固定而常態的空間可資展演,藝術家也很難透過展覽的程序,比較嚴格地檢驗與觀照自身創作的品質與水平,藉此而提升個人的藝術層次。眼前的困境是,官方徒然釋放出許多原本荒廢或棄置已久的閒置空間,提供藝術界充當替代空間使用,然而,卻吝於提供應有的基礎設施,或為其打造基礎的結構,使其成為健全而專業的展演空間。就在硬體設施、軟體工程與人力資源全面匱乏的狀態下,台灣當代藝術如何能夠爬升至與國際藝壇競爭匹敵的高度?

台灣當代藝術再現著台灣當代文化極為重要的一個面向。一個任由當代藝術停滯、游移或自生自滅於替代性的邊緣展演空間的社會,自然也意味並註定其文化的匱乏與欠缺前瞻遠見。而這種匱乏與欠缺前瞻遠見,反映出整體社會對於文化的冷漠或甚至毫不關心。一個地區的收藏體系寧可收藏外來藝術或傳統文物,而不願投注些微贊助於在地的當代藝術,足可見其部份的文化心理,仍然認為「台灣」是不值一顧的文化。而官方主管文化與藝術的機構,尤其是文建會、各地方文化局與現、當代美術館的專業人士,不能積極製造空間與提供軟體資源,以提升台灣當代藝術的能見度,同時,透過良好而嚴格的檢驗與評選制度,適時拉拔年輕世代創作者,並提供更多發表創作的機會,顯然是相當值得檢討,甚至難辭其咎的。

眼前的台灣當代藝術看似活潑,畢竟還是比較近似一種初生的野草,雖顯盎然之生機,然而,在現行脆弱或乃至於根本匱乏的藝術基礎結構之下,實在很難茁壯成長,而且,儘管可能極其少數終究長成,卻很難期待是根深柢固的大樹。一個任憑當代藝術發展囿溺於邊緣的社會,其文化註定也是邊緣而膚淺的。而台灣之所以一再只能處在國際政治、社會、文化與藝術的邊緣位置,似乎也與台灣整體社會如何對待這些重要的課題有關。一個不能自重與自我拉拔的文化,自然很難在國際間博得自己的尊嚴,更別說是受到推崇與敬重。

台灣文化與藝術的悲哀,是台灣整體社會所造成──官方的官員或官僚也罷,美術館也罷,學院也罷,畫廊產業也罷,收藏贊助也罷,藝術家也罷,評論界與策展人也罷,你我都是責無旁貸與難辭其咎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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