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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鐘為誰敲？─論藝術家與社會、世界關係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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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嘉驥
Therefore, send not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John Donne, 1623
二十一世紀伊始，我們卻已陷入戰爭威脅的陰影之中。
千禧年來臨之前，全世界憂慮的是電腦千禧蟲是否會釀成災難，因而擾亂或癱瘓科技文明的秩序及成果。事實證明，千禧蟲的防範得宜，人們在千禧年之初即已歡聲雷動，熱烈慶祝人類文明邁入公元後第三個千年。
科技無限與科技樂觀主義的心態就此而在新世紀的開端瀰漫全球。原本還充滿戰戰兢兢與戒慎恐懼的「世紀末」心態，因人類憑藉著自身的聰明才智，將原本及時發現的科技危機，化險為夷，而呈現出一片歡樂，或甚至歡樂處處。剎那間，全球化夢想的實現彷彿已經來到眼前，而且指日可待。
然則，無論是人間樂園或美麗新世界的樂觀遐想，很快就證明是一種假象與錯覺。不但如此，遐想很快就因為突如其來的衝突而幻滅。猶在新世紀之初，發生於美國紐約雙子星世貿大樓的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事件，變成了震驚全球的政治、傳媒與視覺奇觀。
九一一事件固然是一齣慘絕人寰的恐怖悲劇，同時，卻也掀開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浪潮的黑暗面。透過電視螢幕，人們目睹美國的跨國傳媒網路CNN全天候地披露與報導紐約雙子星塔樓受自殺飛機衝撞而毀滅垮下的影像奇觀。這時，我們方纔恍然驚覺，原來「全球化」站在西方跨國與傳媒資本主義集團這一端，甚至是由後者所不遺餘力推動。「全球化」是第一世界資本主義集團為了打開全球的市場與行銷通路，而推動並織構出來的「新理想」。此一新理想最終的意圖，在於打造新的經濟強權模式，冀望能夠將全球市場單一化，以方便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
九一一事件是美國與阿拉伯世界長期的矛盾、對立、衝突的顯性化與極端化，其背後的導火線，乍觀之下，看似因為宗教、種族或甚至文化矛盾而引起，實則，卻是極為根本的壓迫者／受壓迫者、剝削者／受剝削者、強權者／弱勢者之間，因長期的政治、軍事、經濟的戰鬥與對抗，而終於產生的玉石俱焚之自殺性毀滅，內裡帶著極度悲觀且虛無的絕望意識。
九一一事件容或是阿拉伯世界少數激進份子對於美國霸權的絕望與毀滅性反撲之舉，然而，卻正中西方──尤其是美國──長期以來對於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所持的偏頗之見，亦即後者本性帶有暴力與仇恨的「妖魔化」看法。
美阿世界之間長期以來相互「妖魔化」的結果，不但種下了九一一恐怖事件的惡因，同時，美國晚近更以此作為藉口，自詡正義使者，逐步推向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之路。熟知美國政情及其當政者思惟的學者、專業媒體工作者與國際社會公眾，均知其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之個中三昧，乃在於宰制全球石油資源的開採與通路，以維持美國霸權之優勢，同時，亦藉此測試暨展示其各式新型武器，進而開拓其在全球之武器銷售市場。不但如此，美國的布希政府之亟欲開戰，亦不乏操縱美國選民愛國意志之動機，以謀圖其連任穩操勝券之優勢。
新世紀伊始，全球化也罷，美伊戰爭也罷，台灣政府始終依偎在美國強權之側，以搖尾之姿宣示支持美國在國際間的任何政策與決定。美國更是深知台灣對於美國政治、軍事、外交與經濟的重度依賴，不但予取予求，更不時操縱台海之間，圖謀在台灣與中國的政治與軍事矛盾之間，獲取重要而可觀的經濟利益。
相形之下，晚近在歐美第一世界所展開的反全球化運動及反戰示威遊行，卻有星火燎原且越燒越旺之趨勢。晚近因美國意圖入侵伊拉克而引起的反戰示威遊行，其實可以看成是另一種反對美國全球化運動的再現。反戰的人潮在歐洲，譬如義大利的羅馬、英國的倫敦與西班牙的馬德里，總數均高達一兩百萬人以上。歐洲與美洲各地一波接一波的反戰示威人潮，少則數萬人，多則數十萬人。即使在美國的華府、紐約、舊金山，也都能維持在幾萬人以上。值得深思的是，反戰的運動來到東亞之後，則急遽萎縮弱化。據各種新聞媒體報導，元月份發生於東京的反戰集會，僅在五千人之譜；二月間在台北的反戰遊行，人數只有兩三百人；中國大陸更因為是專制政體的緣故，而在反戰示威運動中缺席。
作為地球村的一員，台灣政府儘管一再積極透過國際管道，希望加入聯合國，成為受國際認可的國家，或是在一片全球化的聲響之中，不斷高舉並搖著支持全球化運動的旗幟，然而，在同樣也已蔚為全球聲浪的反戰示威運動當中，台灣整體社會與大眾卻顯得聲音無比微弱，或近乎冷漠，甚至完全以事不關己的邊陲身分自處。儘管晚近（三月份？）以網站方式成立的「反戰行動網」，終於出現了一份〈台灣學界反對美國準備攻打伊拉克聲明〉與〈台灣學界反戰連署名單〉，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文中卻限定：「本聲明僅限於在台灣學術機構供職、或與台灣學術機構有學術合作的人士連署。」截至目前（本文定稿）為止，該份連署名單人數仍未超過六百人。儘管如此，藝術界在學院與研究機構服務的人士參與這份簽署的總數卻屈指可數，總人數並不超過五位。
回顧一九九○年代中期以來，台灣藝術界人士對於台灣當代藝術應當「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訴求、期待與想望，一直念玆在玆。然而，對於九一一悲劇事件以來所衍生至今的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之矛盾，台灣藝術界面對此一影響已經及於國際或甚至全世界的重大議題，卻顯得無比冷漠，甚至罕見藝術界同仁聚首討論，遑論透過創作提出可能的深思、回應、辯證與評論。而這樣的現象是非常值得藝術界同仁省思的。
在追求國際化與全球化的夢想過程中，台灣當代藝術能夠或應該自外於國際當下發生的重大議題嗎？必要忖思的是，當一項國際議題已經大到可能改變全世界人類的存在狀態與生態，包括政治、經濟、軍事、與自然的秩序等等，身在台灣的你我能夠自外於此一論述嗎？藝術界的同仁能夠不受此影響，甚至還應該刻意選擇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且漠然不予回應嗎？
美伊戰爭猶未開打之際，台灣的經濟連帶股市早已因為與國際經濟的連動性，而一再驚惶起落，跌跌撞撞。台灣作為全球經濟體的一員，早已無法自外於全球秩序。再譬如，近日開始在全球各地蔚為心理恐慌的「非典型性肺炎」，透過飛航旅行的途徑，同樣也循著全球航線蔓延至台灣，災情更是無可避免。值得藝術界同仁深省自問的是：藝術與人類社會乃至於世界的關係如何？藝術如果只在乎藝術家自身，只關心自己，只問是否完成了自我，然卻與社會全然脫了節，且無視於自身與他人、社會及世界的存在關係，甚至不能積極反映或再現「世界」，進而為人類文明創造出新的藝術可能，使普遍的人們更知道如何自處，更明白存在的理韻及本然，乃至於因此得以穿悟世間種種迷惑人心的奇觀，那麼，這種純然只為自我的藝術之意義何在？
台灣當代藝術及其藝術家不應該以己身為孤島，自外於社會的脈動，無感於世界的聲息。不僅不該如此，同時，也不應僅以後現代全球消費社會的卑微、消極與被動的消費者身分自拘自限。無疑地，今日之當代藝術家想要自外於全球體系已經越來越困難，惟因如此，藝術家更有必要參與社會，走進世界，主動而積極地透過藝術創作，勾勒、描述或再現自己對人、社會、世界、自然的看法，以提出自己的故事，說出自己的版本。甚至於，透過作品當中的敘述與塑造，提供出一套不同於他人的全新視聽感官經驗，使人們得以重新面對、觀看與閱聽世界。
英國詩人約翰‧丹恩（John Donne）於一六二三年寫下的膾炙人口的長詩，其中最精彩的一段如此寫道（此處引用李敖極為典雅而傑出的譯本）：
沒有人能自全，
沒有人是孤島，
每人都是大陸的一片，
要為本土應卯
那便是一塊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莊園，
不論是你的，
還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沖走，
歐洲就要變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減少，
作為人類的一員，
我與生靈共老。
喪鐘在為誰敲，
我本茫然不曉，
不為幽明永隔，
它正為你哀悼。
是的，不必問喪鐘為誰而敲，因為它就為你為我而敲。任何戰爭所帶來的傷亡與浩劫，都是對全人類文明的威脅與斲喪。
二十一世紀伊始，世界的情勢已然瀰漫在詭譎多變之中，藝術家不應再漠然，不應再以己身與自我自限，而應當勇於入世，挺身參與並理解公共事物，成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同時，透過藝術手段，表達對社會與世界的見解與觀照。因為如此，世界才可能變成一個美好的家園；因為如此，世界才可能走出當前因「全球化」窠臼，所帶來的「單向度化」之危機與困境；因為如此，世界才可能變得寬闊而廣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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