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偉慈
Chuang Wei-T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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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做為解放的力量|張宏圖作品中的符號與反符號
 
文 / 莊偉慈

做為與心靈、環境對話的工具,藝術有時可視為一種返身式的折射,因它總能映照出藝術家所處的環境與大時代。有時候藝術向觀眾訴說曖昧難解而具有智性的觀念,有時候亦是將藝術家自我解放、掙脫無形禁錮的途徑。在張宏圖這超過近半個世紀的藝術生涯裡,藝術既是追求美的顯現、對於美學的思辨,且亦為一種觀覽其生命歷程的方式。

政治波普與去神話

張宏圖生於1943年,於廿一歲進入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他曾親歷最為動盪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大時代裡見證理想與現實衝撞的絢爛火花與其殘酷面。文革結束後,張宏圖被分配到北京首飾進出口公司做設計,在他近四十歲前往紐約之前,過著邊工作邊創作的日子,而後於1982年有機會前往紐約,始在西方藝術的滋養下,蛻變出更為不同的藝術語言。對張宏圖而言,他的生命經驗與中國在20世紀中段的歷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無論是文革經驗,或者是伴隨政治統治現實而來的一種強加於個人生活的集體意義,對他的生命均造成巨大的影響。這樣的影響不僅如影隨形,且銘刻在他的意識最深處,伴隨著他飄洋過海到了紐約,其後在日常生活中迸發出來,遂使得「毛系列」的作品逐漸成形。

「毛系列」創作的初始與脈絡,可從兩個不同的作品切入觀察。一是〈貴格麥片毛(萬歲毛)〉,這件以現成物隨手塗鴉而來的作品,是張宏圖首次以毛澤東的肖像進行創作。而挖空材料或以媒材堆聚出空的形象的形式,則是始於〈蒙娜麗薩〉。這件看似遊戲的作品,以麻布做為主要媒材,在材料與形式上都為張宏圖帶來啟發,而後針對毛澤東的形象進行一系列的創作。

在「毛系列」裡,並沒有清楚而具體地表現出毛澤東的肖像,而是以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式:挖空的形象,以完全空無的形式出現在每一個被物質性元素包圍起的框架內。就材質上而言無論是味精、口紅、玉米,若以純粹物質的觀點來看,其易逝、容易消失的特質,都讓被挖空的形象更趨不穩定,誠如張宏圖所言:「當物質被撤離的同時,肖像也就不存在。」這樣的作法也更增強了形象與日常生活的連結:它是極度日常的、也同時訴諸一種恆常的概念。儘管所有的肖像都是一個空缺,但觀者在觀看這一系列的作品時,大多無需太久時間即會意識到那個空無形象的實存。雖然張宏圖在中國政治波普藝術出現的年代並不在中國,而是遠在美國紐約,但他於此時期創作的「毛系列」,在某種程度上卻以一種相當隱晦的方式呼應了政治波普。

政治波普特別用於指稱中國於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出現的一種藝術,使用「波普」(POP,又譯為普普)一詞,主要是因為普普藝術在1960年代於英美出現時,是根植於迎合大眾審美趣味以及濃厚的消費文化背景之中。普普藝術截取伴隨工業化而來的消費時代與其產生的符號加以運用,以同樣量化的概念藉由藝術創作模仿而達到反諷目的。而所謂的政治波普,根據栗憲庭的詮釋即「政治的波普化」,意指毛澤東時代的神性政治形象被變成一種通俗、流行、幽默的日常形象。

政治波普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空洞而荒誕的感覺。其無聊感,以及一種無解的戲謔,是來自於作者自身面對現實世界意義時的消解的情形。栗憲庭認為,當1991、1992年間,毛澤東的各種形象(文字的、或圖象的符徵〔signifier〕)突然流行起來時,它反映出一種同時具有懷舊且以消費型態的方式「去神話」,以代換任何與毛澤東相關的符指(signified)。當原本的意涵被抽離與挖空之後,代借以普普形象出現的圖示,所留下的就只剩下幽默玩笑。它是對於現實的無力,亦是一種軟性的衝撞,當然,這種原本與創作者意識相連的責任與嚴肅感也隨之被打散。

除障:符號的無所不在

張宏圖的作品並不完全屬於政治波普式的,至少他本人並不願意這樣太過便宜行事地對應此種藝術史式的解釋。在他的「毛系列」形象中,雖然使用了毛澤東的頭像(或者該這麼說:一個看起來像毛澤東的頭像),然而觀者對於那空缺圖象的辨認,完全是來自於主觀的認定與投射。何以一個空缺的圖象,卻直喚起觀者心中的主觀印象?這樣的印象是怎麼來的?張宏圖製作「毛系列」,最初是從麥片包裝盒上的改寫,一開始僅覺得好玩,同時也受到的安迪.沃荷的影響,於是興起了創作「毛系列」的可能性。一路的嘗試讓張宏圖意識到即便已移居美國,但過去的生命經驗既已銘刻,便不可能拋去,他說:「對我而言,與毛澤東的關係與文革時期的經驗是不可能繞過去的,唯有『除障』,我才有可能再走下去。」

於是,如何透過藝術創作去消解銘刻在心靈的印記,解除牢牢綁在身上的無形枷鎖,變成了製作「毛系列」的動機。不同於政治波普藝術家們以幽默與荒誕的形象對現世的嘲諷,張宏圖不選擇繞路,而是直接地面對伴隨著符號而來的意識型態。他將那些把自己過度疲勞轟炸的形象反轉陰陽,以一種空缺的形式出現在作品中。圖象的空缺看似空洞無依,然而卻只更喚起觀者的記憶,以無形突顯出有形,直指此形象的無所不在。這種無所不在,正是來自於即便作品中的圖象是空缺的,但觀者卻能自動地填空,將形象補滿,這證明即使符號的表象被抽空(符徵的抽離),其符旨卻依舊存在,這個空缺不僅僅代表著人物,卻也象徵與其所代表的權威和體制。與政治波普帶有戲謔的意味相較之下,張宏圖的「毛系列」看來雖然有著日常與消費符號的表皮,但卻逼使觀者面對代表威權體制形象的無所不在,這也正是藝術家透過作品要指涉的狀態。而這種看似來自於藝術家生命經驗的轉譯,也同時訴諸觀者曾經經歷過的文化背景,亦即,作品無論與作者與觀者,均有著實質上的對應關係。張宏圖一方面看似在抹除符號的形象,但另一方面卻又召喚出符號的意涵,藉由這種來回擺盪的過程,讓符號成為真空狀態,創造出一個可以與這符號面對面的場域。

藝術史的建構與正典化

張宏圖另一個「中國山水畫再製」系列,是應用知名西方藝術家如塞尚、梵谷、莫內的技法與色彩,重新繪製許多中國傳統的水墨名作如〈谿山行旅圖〉、〈萬壑松風圖〉等。他將塞尚堅實的筆觸帶入李唐作品裡宏偉的大山大水;將莫內甜美的色彩與光影填進趙孟頫恬淡的風景;將梵谷強烈的筆觸與石濤的清奇瀟灑對撞;而更多此種混合中西文本的畫作還可見於〈塞尚,斧劈皴練習〉、〈莫奈,披麻皴和解索皴練習〉等作品。這種嘗試,其實與傳統水墨中文人畫帶著幾分遊戲的意味、結合不同皴法於一張圖的創作實驗有著相對應的趣味。

這些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畫作相當討喜,並也合乎圖貫中西的策略,這是藝術家在繪畫上的實驗與遊戲,同時也是思索中西繪畫的相異與其傳統根源的創作。作品跨越古今,又具有強烈可被指認的藝術框架,讓張宏圖在文化混搭上的嘗試,直接指涉了美術史的正典(Canon)建構過程。

所謂的正典,其原初的意義是指一(宗教)文本因具有重大影響力,後經由正統教會權威評估後納入正式的教會儀典中,而被稱之為「正典」。關於正典形成(canon formation)的研究興起於1980年代,其相關討論通常會將其過程中來自權力、性別與知識體系等歷史因素加以評估,並重新思考正典的概念。若放在藝術史的脈絡來看,被納入正典名單之作品或藝術家,經由美術機制與研究,一步步地被經典化,形同被納入藝術史的殿堂,亦即,由藝術史的正典形成,可以看到其背後所主導的強烈的人文主義意識型態,以及一種來自於特定階級的品味製定過程。

在張宏圖所選擇的中、西藝術作品或挪用的技法,都是大眾耳熟能詳的知名藝術家,這種撿擇正是對於中西藝術史正典形成的指涉,而以挪用西方經典技法、色彩再製中國山水,則是對於藝術史文本的翻轉與再詮釋。就每一張作品所呈現出的語言(構圖、顏色、技法等),實際上就是一個藝術史的切面,這些畫作既是文本(藝術史正典)想像的產物,也讓觀者在一眼可辨識出其藝術特質的同時,直接挑明了正典形成的力量如何透過藝術史的書寫,形塑出我們對於藝術知識的認識。

張宏圖定居於紐約至今已逾卅年,對東西方的文化差異有更深刻的感受。他在「山水系列」所展現的不僅是對於藝術史正典形成的指涉,同時也探討模糊創作界線的可能。他指出,中國傳統水墨畫以仿古為榮而少有突破,西方的仿古則鮮少有價值,因此混合文化的創作不僅是表面上的趣味,同時也是對於東西方傳統美學的思辨。

張宏圖透過藝術創作挑戰中西傳統美學界線、亦對威權體制與其符號有所反思。如何由藝術消弭生命的刻痕與消解符號的力量,並追求更為深刻的生命意義,是張宏圖在接下來在其創作中所欲探討的可能,而他也持續在創作的路上,持續探索藝術與現實環境的關係。

(藝術家雜誌2013/12號4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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