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雙引號裡的『台灣館』
|
|
文 / 呂佩怡
1895年成立的威尼斯雙年展以其獨特的分類方式，分為主題館與國家館，主題館由策展人規劃展出，國家館則以國為單位，代表一國之形象與呈現其藝術發展現況。國家館的設計架構延續十九世紀的博覽會模式，強調透過和平方式做國際競爭。博覽會展示機制正呼應當時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狂潮，以及在此之下對建構民族國家的熱衷。若威尼斯雙年展國家館的機制淵源於此，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國家」概念已異於過往，「國家館」被賦予的意義是如何？各國家如何思考與看待這樣的國家館機制？對『台灣』這個具有雙重意義之地：對內是一主權獨立之國家，對外不被國際社會承認，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個雙括號裡的台灣館？本文將在回顧與分析1995年參展以來九屆的『台灣館』[i]，並在此基礎上討論第十屆（2013）的台灣館提案為何受到如此大的爭議。
台灣製造‧製造台灣（1995-2001）
1995年台灣第一次參與威尼斯雙年展，以「中華民國在台灣—台北」的名義成為國家館之一，入大會目錄，在綠園懸掛國旗，這是台灣在艱困的國際環境中以「彈性外交」而得到罕見的成績。媒體報導多用「期待自我的發聲」、「國家代表隊」、「成功出擊」等詞彙，反映當時台灣內部對此事件的觀看角度，也可得知台灣館成立之初所擔負的「代表台灣」政治任務比藝術涵量更受人矚目。『台灣館』做為國家館出現於威尼斯雙年展，呼應自解嚴之後全民對台灣主體性追求之渴望，『台灣館』之成立也具體化「新台灣人」之新國家的概念，以藝術展覽得到某種精神勝利。
在展覽結構上，第一與二屆由評審團直接選取藝術家，其中的差異除了本土與國際評審比例的調整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於展覽的想法之改變，1995年評審「幾乎是把重點放在如何『選拔』藝術家」與「如何產生組成一個最具說服力的聯展組合」；而1997年評審團以「如何建構一個展覽」作為考量重點。由此，推向1999年台灣館轉向策展人提案機制的進程。雖然此三屆在組織結構不盡相似，但展示台灣的方式是相似的，這一點從展覽名稱可茲證明：「台灣‧藝術」(1995)、「台灣‧台灣：面目全非」(1997)、「意‧亂‧情‧迷：台灣藝術三路線」(1999)，另外，不論是展覽論述或是文宣設計皆致力突出「台灣」二字，強化宣揚台灣印象。展出的作品也以
企圖以片段「在場」具台灣特色情調之作品推衍至台灣藝術「不在場」之全體風貌。總而言之，代表台灣的『台灣館』，對內以文化召喚民族主義，形塑台灣想像共同體，對外則以台灣做為新國家的姿態出現，期待台灣被世界看見與認識。
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數千飛彈對準台灣，之後由具台獨色彩的民進黨執政，海峽兩岸煙硝味濃重。次年第四屆『台灣館』參展遭受中國打壓，從大會「國家館」 (national pavilion)中除名，改為「會外展」(collateral event)，參加名稱也被迫改為"Taipei Fine Art Museum of Taiwan"。然而，這屆推出的展覽是在原認定『台灣館』做為「國家館」路徑下的製作[ii]。此屆徵選模式改由十二位評審組成評審團推薦策展人，高千惠的「活性因子」獲選，評審團的想法為：「台灣館在理念的訴求上，對內希望有學術性史觀的建立或延伸，對外則傾向以渾沌的、當下的、現象性的面貌呈現，而幾乎是佔多數的意願，不要去強調台灣」。雖然評審有不要強調台灣的共識，也實際將提案的副標題「台灣製造」改為「人的精神工坊」，但選出的五位藝術家來演譯這個展覽有類似上屆風格：展現台灣藝術五線路，外加上北美館臨門一腳推出「新寶島康樂隊」做為開幕活動，使第四屆展覽與前三屆有著相似的以視覺震撼為策略的「台灣製造‧製造台灣」。這正是我認為有必要將第一到四屆放在一起討論的原因。
展示台灣邊緣化身份 (2003-2009)
對中國而言，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收回澳門，僅剩下「台灣」是它不可掌控之地。2000年之後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先後提出「四不一沒有」、「一邊一國」等，以「烽火外交」與中國正面衝撞，台灣在國際上遭受中國更強力的打壓排擠。中國原本在在2003年要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因SARS延後到2005年成立中國館。面對此現實，『台灣館』脫離初期宣揚台灣模式，轉向為展示台灣在國際情勢裡不確定的身份。
2003年，第五屆台灣館改為公開徵選策展案，林書民的「心感地帶」是威尼斯台灣館風格形象的一個轉換點：跳脫了異國情調，離開「反映台灣當代現實」的沉重包裹，回歸人類的共感經驗，尤其他選擇多位在海外發展的藝術家，透過這些作品去反映全球化之下「台灣轉換中的現狀」。第六屆「自由的幻象」暗示台灣的處境：雖然擁有自由民主，但更多的時刻「我們的自由是個幻象」，策展人王嘉驥更為清楚表達這種困境：「身為台灣人，面對中國威逼的險境，很難不感受到『離上帝如此遙遠，離中國卻如此近』的感傷與憂鬱」。第七屆策展人林宏璋將「台灣」在國際上的身份之討論往前推進，他將台灣視為「非域之境」，「一個有失去自己名字危險的地方」、「非國家的國家，或是沒有國籍的國家」。第五到第七屆皆為策展案徵選，策展人論述成為『台灣館』自身的宣示，而其中作品的交互編織讓『台灣館』展演「台灣」之境況。
2008年台灣的政治天空再度變天，由綠轉藍，改由國民黨馬英九執政。台北市早在1999年之後皆由國民黨執政，歷屬於台北市政府之下的台北市立美術館，常常在政黨輪替，以及由此引發的館長流動中受到影響。2008年是中央與地方皆是藍色陣營的天下，館長謝小蘊宣佈北美館成立「雙年展與國際計劃辦公室」，半年後雙展辦自行辦理第八屆『台灣館』，由過往五位『台灣館』策展人擔任展覽咨詢委員，雙展辦主任張芳薇具名為commissioner，但實際擔任策展人角色，推出名為「外交」之展覽，展出的四位藝術家中有兩位曾參加過『台灣館』展出，一位參加過建築雙年展台灣館[iii]。此舉引發藝術界指控北美館對台灣當代藝術進行「宏觀調控」的質疑。學者林志明在後續文章中指出此屆展覽在時間點上呼應馬英九政府的外交休兵、與大陸修好及進行「實質統一」，展覽中四件作品有三件是涉及大陸與中國的往來，並認為此屆台灣館是政治性意義多於藝術考量[iv]。我認為這樣的安排正展現台灣對其國際身份的不確定，因政府立場轉變，展覽傾向展現「活路外交」政策下，以靈活務實作法與中國「互動」、「合作」、「協商」、並「擱置爭議」。從第五到第八屆皆展示台灣的懸浮、不確定與中介的政治情勢，以此『台灣館』做為「台灣」的化身。
繼續迷路中的『台灣館』（2011- ）
在紛紛擾擾之後，第十屆(2011)採用邀請比件的方式進行，四位被邀請題提案的策展人僅有二位交件，最後由鄭慧華策劃的「聽見，以及那些未被聽見的：台灣社會聲音圖像」獲選。兩位藝術家以聲音作品探討「誰為了誰發聲？」揭露底層的生存處境，並以「聲音酒吧」單元整理台灣社會的聲音歷史。『台灣館』長久以來被賦予文化外交櫥窗的角色，回歸藝術層面，減少參展人數皆是藝術界討論已久之事，此屆算是符合這樣的需求。
2013年台灣館在今年上半年改以公開徵選策展案，呂岱如的案子從六件策展計劃中獲選，這個案子備受爭議之處在於推出的三位藝術家裡有兩位是與台灣沒有淵源的外籍藝術家，引發「國籍問題」、「重新評審」、「重組雙展辦」等的連署行動，延燒出台灣館定位問題、北美館陳年弊病、資源分配/利益輸送、策展人/藝術家之爭等議題。
這個攪動台灣藝術家、藝評與學者們的案子反映幾個問題。首先，它揭開『台彎館』特殊地位，從2001年已喪失國家館身份的『台灣館』仍是藝術界兵家必爭之地，即使近年來越來越多來自台灣的會外館出現，其中不乏其它官方美術館主辦[v]，這又進一步確認一直以來『台灣館』是位於雙括號之中的位置：在雙括號之內台灣館是一完整而有特殊意義的稱號，但在雙括號之外的國際文化脈絡裡，台灣館僅能做為身份隨實際條件而變異的參與者。我個人認為此案引發激烈討論之原因在於，『台灣館』此種對內與對外意義相異的雙重身份在此案子裡被破解，符合呂岱如在「致藝術界的一封信」所提到的「它是詮釋台灣處境最完美的暗語」。其次，策展人拋棄以「台灣」做為方法的慣例，跨大一步以「去台灣」做為『台灣館』的方法，並以地理位置之台灣來取代台灣人之台灣，宣稱「台灣的文化、歷史、處境可以成為它者的參照點，我們可以做為文化的輸出母體」。再者，若此案子「將展演視為一個機制，同時也是一個改變機制的方法」，從投件的那一刻起此案子已經開始擾動機制，獲選是讓這個擾動持續擴大到『台灣館』，甚至北美館機制的各個層面，它不惜以外力/外籍藝術家掀開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面紗，像是打開潘朵拉盒子，迫使我們去直視現實。
雙括號裡的『台灣館』一直都是我們自己欺騙自己的把戲。去除雙括號的同時，正是真誠面對現實的起點。
(典藏今藝術 2013/01)
---------------------------------
[i] 對於過去九屆的『台灣館』之回顧可以有多種分類方式，比較常見的是以台灣館是否被大會列為國家館來做分隔線，也就是第一到三屆為名符其實的國家館，而之後皆為會外館(collateral event)。此部份可參考北美館2010年出版的《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回顧1995-2007》一書的論述。館方的回顧是以參展機制做分類。林志明的文章則說明「前三屆的確是名符其實的國家館，但2001年之後就需要加上括號。」姜苦樂的分類是以1995-1999為一期，2001至2005年為一期，2007年為另一階段。本文著重於『台灣館』對內與外的心理準備做為分水嶺，把第一到四屆視為「製造台灣」時期，第五到八屆則為展示台灣這種懸而未決的身份，第九屆比較接近藝術界人士這十多年來的呼籲，以藝術性為主。
[ii] 對外公布第四屆台灣館策展人推薦顧問團為2000年底，公佈高千惠之提案「活性因子」獲選是2001年2月13日。但改參展名號是5月9日，6月6日之後已在威尼斯展出。也就是此提案在設計當初是以「國家館」概念出發，但實際展出時卻被列於「會外館」。
[iii] 陳界仁曾參加過1999年，張乾琦參加過2001年台灣館。謝英俊則參與過2006年由國美館主辦的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台灣館。
[iv] 林志明，〈閱讀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回顧1995-2007》，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10，頁76。
[v] 2000年起國美館主辦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台灣館。另外，被稱為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民間版的有1997年「聚合與裂生：三位台灣藝術家」；1999年「VOC：楊茂林、黃永砯雙個展」；2007年「虛空的能量：李真個展」（國美館）；2009年「楊茂林個展」（當代館）、「李善單個展」；2011年「春德的盛宴：謝春德個展」（當代館）、「未來通行證：從亞洲到全球」（國美館）。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