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可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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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界仁談《殘響世界》在東京的反應與演講表演
 
文 / 杜可柯

從2016年2月16日起,陳界仁應東京藝術公社邀請,在Shibaura House五樓,進行了連續三晚的演講表演。演講內容以其拍攝《殘響世界》之緣由談起,從舊殖民主義“文明論”下的麻風病患遭遇,推演至被陳稱之為“第四波殖民現代性”下公民運動的內存悖論,以及當代嚴酷而具普遍性的勞動派遣工問題。演講尾聲,原本圍在四周的窗簾被緩緩拉開,觀眾於環視密布現代大樓的城市夜景中,看見一名當地年輕派遣工,於寒冷冬夜,站在某棟大樓屋頂,通過無線麥克風,向演講現場內的觀眾,講述他從十八歲至今的打工經驗,而隔在派遣工與觀眾之間,乾淨、透明的落地窗,則隱隱成了述說當代隔離形式的介質。本文中,陳界仁詳述了此次演講表演如何對應成為《殘響世界》以混和不同的展、映、演、說、論等形式的第五種展演變體。

不斷蔓延與流變的展演形式

“眾所周知,音像是介於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媒材,如果我們把環境和觀眾再納入思考,這中間就存有非常多層次的折射關係。事實上,我從年輕做行為藝術起,就從未將既有的藝術空間視為展示作品的唯一場所,我更關注如何通過不同的展演形式,讓“一件作品”,因有不同的閱聽路徑,進而成為可能觸發觀者開展其它想像的碰撞之物與事件。如僅以我後來正式做的音像作品為例,從2002年的《凌遲考》開始,我就於拍攝現場之一的工廠外,進行過三天不分晝夜的連續放映,這也成為我往後每件作品都會發展不同放映儀式的起點,對我而言,這不是“重回現場”放映,而是如何質變現場空間原有屬性的行動。

最初我想像《殘響世界》的放映儀式,是以類似影像劇場的形式,邀請觀眾跟隨裝有銀幕的小貨車,徒步繞行“樂生療養院”殘餘院區,再走向山頂的納骨塔旁,於可鳥瞰捷運機廠工地與城市夜景的位置,觀看四頻道版的《殘響世界》——此時影片中的院民,彷若是漂浮於城市與這多重創傷之地上空的懸浮影像。但後​​來陰錯陽差,反而先在深圳雕塑雙年展等藝術空間展出,然後才回“樂生療養院”舉行放映儀式。第三個展演變體,是在台灣的公共電視播出五十八分鐘的濃縮版時,因為影片第一段,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是完全無聲,因此在播映當下,有一定比例的家庭電視,在那段時間陷入完全“沉默”的狀態。第四次是在台北立方計劃空間展出時,因為立方位於商業電影院旁的二樓公寓內,原本計劃將立方改造成一個無放映場次與不售票的“異戲院”,但因經費與空間問題,後來只以很簡單的象徵形式呈現。簡言之,《殘響世界》分別在“樂生療養院”進行過放映儀式、在展場空間內以四頻道方式展出、通過公共電視頻道讓無數電視陷入十幾分鐘完全“沉默”的狀態,以及以“異戲院”等形式展出過;即使是在藝術空間內展出,我曾在悉尼的一次展覽中,將四頻道的《殘響世界》與當地遊民的口述錄音交錯、並置在展場中。就如殘響的原意含有:混合多種不同音源的回音,在與各種物質碰撞後,繼續以新的變音向四周擴延的中間狀態;因此,在東京進行演講表演時,我先講述形成一件作品背後的歷史、社會脈絡與個體感知之間的錯綜關係,再連結至當地年輕派遣工講述其個人工作史,最後才放映《殘響世界》於“樂生療養院”進行放映儀式的後紀錄短片。換句話說,參與這場演講表演的大部分觀眾,是在沒看過《殘響世界》下,通過演講表演想像這件作品。

起點、過程與非終局

我們一出生,就注定處於各種“中間狀態”,而每種“中間狀態”內,又交錯、並存著各種“起點”、“中間狀態”與“非終局”。以拍《殘響世界》的經驗為例,或許比較能清楚說明這之間的辯證關係。如大家所知,“樂生保留運動”起因於台北市政府捷運局將新莊捷運機廠用地,轉移到“樂生療養院”,並準備強制遷移已難以重回社會生活的院民,因而引發歷時超過十年的“樂生保留運動”。但在捷運機廠動工多年後的此刻,我們再到“樂生”殘餘院區時,看到的不只是樂生院民,還有在巨大工地中被視為非公民的外籍勞工與新院區的外籍看護工,以及在政府官僚與地方政治勢力刻意誤導下,曾支持拆除樂生院區的當地居民。因此,我們怎麼可能不去反思——相對於樂生院民曾被長期隔離的歷史與當前處境,那什麼是當代的隔離形式?以及統治階級如何利用當地居民渴望發展的想像,以“人民反對人民”的“民主”手段,將人民質變成抽象的人口,將生活居所質變成資本再循環的地產增值術,將民主精神中必要的討論過程,讓渡給代議製或直接民主下的選票計算等治理策略。

簡言之,樂生院民、非公民的外勞與外籍看護工、被發展慾望誤導的當地居民,這三者之間,不但涉及至少三種不同的生命史與歷史脈絡,同時也折射出不同歷史階段的統治階級,如何操作不同的規訓與治理術,或者說,“樂生”殘餘院區與捷運機廠工地,既像兩個並置的傷口,也像是記錄各種創傷與“發展慾望”交疊的場址,而這個場址既是可供我們開展多重辯證運動的所在,也是我們探索如何趨近更平等的人類社會時,需要來回往返的“起點”、“中間狀態”與“非終局”之處。如只放在“生產藝術”的範疇內討論,那麼所謂“中間過程”,更關乎於我們如何來回往返於這假想的三點之間,而每次往返,也意謂我們會隨著探索維度的變化,改變原本假想的三個點;我更常經驗到的是——原先以為的“起點”亦是某種“中間狀態”,而“中間狀態”內又包含其它問題意識的“起點” ,同時我們原以為的“定局”,其實只是“非終局”,是可能開展其它運動形式的“奇點” (singularity)。

先內聚再擴張的“奇點”

我從不考慮我生產的影片或行動,會被放在哪個分類範疇內討論。對我而言,只有藝術是否發生的“時刻”,而不在意它們會被歸在哪個分類範疇內。至於我在拍攝過程中,會不會因自身的主觀預想,而影響在調研過程中的“客觀”認識,對此,我們需先釐清幾個基本問題。首先,沒有任何一個人是“零度”感知的人,可以在完全不具任何主觀下去觀察任何現場。第二,面對如樂生院民時,我們通常會因為他們的“弱勢者”身分,以及深恐自己會成為某種“代言者”的焦慮,而陷入誰是“主體”等倫理邏輯中,但將他們繼續固著在原有的“社會身分”與“病患身分”,從某方面說,反而忽略了他們一樣具有詩性思辯的能力。第三,最後完成的影片,到底符不符合“真實”的院民形象,還是他們成為了作者主觀意識下的某種虛構人物?但只要真正做過調研的人都知道,無論我拍過的​​失業女工或樂生院民,除了他們被外界認知的“社會身分”和“病患身分”外,每個人都有多重面向,關於此,我們只要反問自身是否只有單一面向與身分,答案就不言自明。問題不在哪一種形像是“真實”或虛構,而是我們能否以一種“鬆弛”的態度,以及從接收到的各種“偶然性”中,挖掘出他們溢出外界認知外的其它面向,並藉由將這些面向顯影出來,形成具其它生命價值觀與社會想像的“奇點”,然後由此向外擴散與進行再辯證。

所以在《殘響世界》中,我先聚焦談樂生院民於院區種了八百多棵樹的故事,再以類似地底樹根蔓延的敘事形式,從留在“樂生”殘餘院區,長期陪伴年邁院民的年輕女生,外延到一方面在臨終病房當看護工,另一方面又被當代新隔離形式排除的陸配,以及藉虛構的女政治犯,討論在新殖民主義與“新從屬性文明論”下,被遮蔽的異議史觀。然後通過不同的展演形式,繼續向外連結被剝奪感性生產權利的當代年輕人、澳洲遊民、日本的派遣工等等。

殘響並不只關於音源學上逐漸遞減的聲響,它更關於意識如何向四周持續擴延、變化的運動狀態。

2月12日-26日,《殘響世界》全片在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台灣文化中心進行了一日四場的放映活動。

原文出自:artforum藝術論壇(2016.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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