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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翅膀，我要怎麼飛？─袁廣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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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維菁
雖然我說著人的出生就是死亡的倒數計時之類的話，但這樣的心情其實不會對我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擾。只是，有時候，夜裡總是一個人醒著無法入眠著的時候，它會跑出來 。那涸時候，它顯得那麼重要。
如果可以正常地睡眠，袁廣鳴也許就可以不用創作了。
「我總是失眠，總是醒著到天亮也睡不著，要到太陽快升起時才可能闔眼。不是睡不著，不然就是一直睡，睡到次日傍晚才醒來，發現自己這一天又見不到太陽了。」袁廣鳴說：「醒來後我開始沮喪，沮喪很久，然後開始喝咖啡，想著我這接下來要做什麼才好。」
他的作品幾乎都在訴說著一種無處可去卻也無路可退的生命狀態。不管是優雅紅花缸中優游來去的一尾金魚、赤身狂奔的男子、對空嘶吼的平凡面孔還是蒼白眠床上匍匐前進的鼠，都只能重複來回地，處理自古至今同樣的悲哀，自覺或不自覺，反倒決定了掙扎或不掙扎過一生而已。
他聳聳肩，一下子就調回到模範斯文的頻道，說：「多半的時間我都在家裡發呆、看書、看電視，然後弄我的電腦，想整理自己的資料做自己的CD Rom，沒什麼兩樣的。」
是老來得子的父親的獨子，父母很早離異。逃開軍旅生活的父親來到台灣後，曾經開了家歷史文化出版社，專門出些中華傳統文化以及忠黨愛國類的書籍，像是孔子畫譜、領袖嘉言之類的書。身為唯一的小孩，袁廣鳴很早就會自己和自已玩，倒也沒什麼委屈難過的，上一代的事情畢竟很遙遠的，沾不上身。倒是因為父親寫得一手好字，袁廣鳴也很早提筆寫書法，字寫得很漂亮，受到父親讚美的他益發高興地練起字來，每天都發憤寫起書法。字寫久了，也知道書畫不分家，毛筆寫了字自己也練起畫來，沒有老師教袁廣鳴也知道拿父親出版社出的傳統水墨畫冊臨摹了起來，童年自學竟也練成一手好工夫。
袁廣鳴說，自已從孩提到國中時代都是那種活潑親切品學兼優的模範生，很厲害的那一種。後來也沒想到高中聯考竟然出乎意料的考壞，吊車尾只上了個最後志願，不想去唸。他的父親見他不想上學，便叫他去考個什麼高職的，反正挺會畫畫的不是嗎，這個高職好像考進去就是專門畫畫的。袁廣鳴那時候根本不知道復興商工是做什麼的，考就考地錄取了。一上了高中就變了個樣。
「復興只讀了一年，那一年真是之前什麼沒做的事全做了！」他說，也不知道怎麼地，換個人似地，抽煙、喝酒、打架、睡覺、跑舞聽、勒索，樣樣都來。
「那時候穿的衣服很土唷！」他咧嘴笑了起來：「書包裡放著便服，下課換上綠色假皮的直統褲，配上尖頭馬靴，打上細細一條的領帶，去來來樓上的溜冰迪斯可跳舞。」
他說，記得有一次很好笑，穿著制服蹺課去遊樂場打電動，打得正起勁感覺到有人拍拍自己的肩膀，他不耐煩地甩開那人的手，他又再拍了自己。一氣之下罵了起來回頭，發現是少年組的條子。條子說他遊蕩要搜書包，搜出了畫素描專用的軟橡皮。那條子拿著灰白灰白的軟橡皮捏捏，說袁廣鳴吸毒。袁廣鳴被拖回學校，記了一大過。
「最嚴重的一次，自已真的被嚇傻了。」
他說，出了校門之前打架的一群小混混撂了武士刀在門口堵他，自己嚇得腳軟，學校也傻了眼。於是老師把他拎回去，為了保護他，於是在教室前罰站，罰到夜裡才准他回去。
最後還是因為混得太兇，被勒令轉學了。袁廣鳴轉到另一所高職，叫作南山高工，讀他們的夜間部，和一群奇怪的歐吉桑或中年人同班。不過，他竟然在那時發現自己需要奮發向上，要考大學，因為他戀愛了。
那個女孩住在自已家樓下，當他還在復興時，還是高一的他發現樓下雜貨店的女孩身上穿的是高中二年級的制服，制服上的橫槓比自己的多了一條。於是袁廣鳴騙她自已也是高二的，為了追她每天一包煙。後來她成了袁廣鳴的女友。這傢伙有了心愛的女子，便想要奮發圖強，覺得日子不能再這樣混了。
於是，當袁廣鳴不得不轉學到南山高工後，卻是他開始讀書的時候。雖然與自已同班的都是一些有小孩或已在上班的男女，袁廣鳴自己讀書。奇怪的是，就這麼自己讀著讀著，畢業後再補了一年習重考，竟就考上了國立藝術學院。這也正式踏上了他的創作之途。
袁廣鳴說自己大學唸了一年後很快地就決定不想再畫了，因為繪畫的歷史走了千百年，之前有那麼許多位大師。自己覺得自己畫出了什麼新的風格，給別人一看，就說這畫有誰的影子誰的影子的，自己也覺得在這麼長的繪畫歷史中，實在很難會有什麼創新的形式出現。
因著這樣的想法，也因從一些雜誌上看到白南準等錄影藝術家的零星介紹，他開始將注意力轉到錄影藝術及媒體藝術上。但是當時學校裡並沒有這方面的學習材料或對象，一切都靠自已摸索。第一個問題就是他需要一台攝影機。
他說，每個學期父親都會先給他一筆錢，是用來交這學期的房租的。大二那一年他省下這筆錢，跑到和平東路師大附近擺地攤，賣些遙控玩具什麼的。房租錢挪作他用就沒地方住了，所幸當峙一個同學是學校的學生活動中心的社長，特別通融讓他在活動中心的辦公室睡了一學期。最後袁廣鳴終於拿著那筆房租以及擺地攤的錢買了一台攝影機。
就這麼自己摸了幾年，當了兩年兵又教了一年書，然後他考上德國的獎學金就留學去了。
袁廣鳴覺得自己在創作的發展過程中，受到陳世明與莊普兩人的啟迪很大。陳世明是袁廣鳴在國立藝術學院的老師，莊普則是在外頭認識的良師型的朋友。
袁廣鳴說，陳世明不斷地要求他自省，每天每天逼迫你去問自己為什麼要創作。而莊普則不同，他與袁廣鳴談感官、談感受、談美學。他說，陳世明與莊普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要他去檢視自己內在的宇宙，一個則讓他領悟到外在的豐富，這兩者都是自已的學習過程中所需要的，也因這樣的交叉撞擊，才發展出自己創作的空間。
另外，在德國四年所接受的視覺藝術訓練，則是將他的創作轉向專業上，做了嚴謹的訓練。他說，德國的老師要求作品的每一步都必須要做到最準確，也要求每一次出手都要與之前的表現有所不同。這種的要求與態度深植在他的創作上。他說，自己出國前是比較活潑親切的，不過同時思考比較亂，缺乏邏輯也較為粗糙。但是從德國回來後，思考與執行上都比較精確，做什麼都會思考很多很久才去動手。「我有時不大喜歡這種改變，覺得以前的自己比較活潑有力量，現在，好像有點死板龜毛。」
「若說我在創作上有什麼，是我相信自己每一次的作品希望有新的形式出現，讓觀眾在視覺上有新的發現。」他說，自已的作品要有一種強度，讓人感受力特別深。坦白說，他不做消費文化、不做社會議題，不談身分認同性別錯亂。「對於這些事情，我一點感覺也沒有。」他說，他的主題其實不是新的，是人們亙古的痛苦、愛情、禁錮，這些東西做了千百年卻在不同年代的人身上有著同樣的震動，每一個人的一生都要經歷。但是，他堅持自已在處理這些亙古不變的題材時，在形式及呈現的創新上格外要求嚴格。「我無法忍受自己做出不痛不癢的東西。」
他說，是因為這樣的信念，成為自己每一次創作的「藉口」，拚命地要用新的形式藉著作品傳達出生命的某種狀態。「每一次在做作品的時候，我一定告訴自己，我不要用知識的東西來說話。我要不懂藝術、不是讀太多書的人也會對我的東西有所感受。」他說：「我要心碰心的感覺，直接去撞擊的感覺。」
他說自己會有這樣的心情是因為看了卓別林的自傳有很大的感動。他說，一方面是因為卓別林的電影自己多半都看過，格外有感情。卓別林自傳中有一段描寫到卓別林的一部電影在紐約上演，觀眾席的第一排上還坐著愛因斯坦，卓別林躲在一旁觀察觀眾的反應，尤其是愛因斯坦的。他在旁邊看著愛因斯坦隨著電影的開演不斷地笑，甚至連眼淚都笑出來了。
「卓別林就是這樣，表面是喜劇，實際上他的幽默是黑色的，本質是悲痛的。只是對於這事，他以反過來的方式說。」袁廣鳴說，他的電影從四歲小孩到七十歲老翁都喜歡看。笑完了以後心中慢慢浮出什麼哀傷。「我心想，一個藝術家要是能做到這樣，就再難去苛求什麼了。」
「但是，只有做作品的時候我會有這麼拚命地要去說些什麼。平常的時候…」他聳聳肩：「反正我不是很會說，平常對人不會這麼誠懇地。」
袁廣鳴說自己早期的一件作品《歡迎》就有那麼點卓別林的顏色在。
袁廣鳴曾經搜出自已小時候的一張照片，自己都被自己嚇了一跳。童年圓圓白白的他，穿著西裝搭著短褲，結著小領結、短襪與皮鞋，然而與自己這一身打扮不太搭配的是，照片中那小孩圓臉上戴著一副貓眼太陽眼鏡。「那小孩露出詭異的笑，雙手舉起好像歡迎著什麼的，明明是個孩子而已，照片卻帶種邪氣，我自己看著自己的照片都想不出這是怎麼發生的。」
袁廣鳴遂以這照片為主題，用素描重畫，並結 合燈管、刀子，作成《歡迎》，這是他早年出國前的作品。逐漸地，他早期作品中那種淡淡幽默消失了，往後的作品裡直直撞過來的，是一種人類被禁錮在黑洞中，毫無理由與出口的狂亂。
「奇怪的是，出國前我對一切沒有什麼憤怒，回來後的自己，卻有了憤怒。」袁廣鳴說，在德國的時候很辛苦，那邊的民情比較嚴肅，自己因為言語以及文化背景上的差異，有一種很深的疏離感。常在自己的住處一整個禮拜窩著，都沒有與人交談，雖然心中很清楚自己在那裡只是個過客，只是去學習的，心中卻仍感到自己被禁錮的感覺。
任何人都明白，那種東西一旦自人體生出了就再也不會離開。
「這事情和我快樂不快樂，自覺不自覺一點關係也沒有，它就是擺在那裡，就是無路可退。人生的狀態與真相就只是如此。」
他說自己也曾試過用些方法去除掉它。像是閱讀、往「正面」的方向去思考，或者試圖讓自己對未來的狀態有所樂觀的想望。「我也覺得他們說得都很有道理，總是勸你不要想太多，不知生焉知死之類的話。但這些在我看來卻都像是無謂的藉口，或是自我安慰的方法。
袁廣鳴說：「看了書之後還是會想，也一樣地再想也想不出所以，人生一樣不會變得更好。」
袁廣鳴在一九九七年與一九九八年的作品《嘶吼的理由》、《跑的理由》中，完全呈現了這份心情。說是嘶吼或是奔跑的理由，本質上可能不過是沒有理由的理由。《嘶吼的理由》中，自已的面孔特寫在架在軌通上的喇叭上顯影，隨著喇叭在軌道上的緩慢移動，臉孔逐漸消失，影像全部消失時，一聲吶喊逸出。而在《跑的理由》中，在全黑圓狀的空間裡，全裸的男性影像在這片黑暗中繞著四周狂奔，時而蹲著時而彎腰，盡頭就是起點，永遠不會停止。
若《嘶吼的理由》與《跑的理由》是面對生命一夫當關的狂亂，一九九八年《難眠的理由》便是筋疲力盡後的無法去除的不解與哀鳴。袁廣鳴說：「我想這是我近年來最好的一件作品。」
空間中只有一個單人床，白色的床單與枕頭，枕頭自有微弱生命般會隨著沈重的呼吸起伏。握住尾端的金屬床柱，白色的床單上出現了連續的迷幻景象：紅色的血在白色的床上漫開、火焰逐漸蔓燒開來、刀割破床單以及不知是不是鼠的不明物在床單下溜鑽滑行。原本應該用來休憩安全的一張床，竟成了鬼魅出現纏繞的不安之所。床在這裡再也不是用來安眠迎接明日的故鄉，而是夜以繼日生出罪惡悔恨的暴力淵藪。
袁廣鳴用右手抓了抓左手臂，頭歪向另一邊說：「就是這樣了」。昨天我好不容易睡著，結果又作夢。夢到以前的人…總之，醒來感覺很壞就是了。」
袁廣鳴說：「也許因為被禁錮著，所以會想飛。」
不過，人就是這樣子的，總是想著日子怎麼會過成這樣子呢，自己能不能飛離開這裡，要是能飛有多好。可是，又不可能知道，一旦能飛了，會是怎麼樣的末知。然後偷偷，反正橫豎是不能飛的，何必為此生出罪惡之感。
有趣的是，一九九九年的作品《飛》，飛行這個最大的渴望竟也同時生成了最大的夢魘。一隻白鴿囚禁在電視螢光幕的牢籠中，你去推那電視一下，白鴿就隨你的動作神經質地搖擺張望。你用力地狠推電視，小白鴿遂飛出了電視飛到旁邊的牆上，影像在牆上放大，白鴿一展翅變成巨大猙獰的怪物。
「基本上無路可退或無路可出這種被禁錮著的情境，不是發生了某種問題或突然落入某種窘境了，它就是狀態本身而已。」袁廣鳴舉了導演彼得．格林那威寫的一段話來說。「飛這個字在英文裡是逃脫，用法文來說則是偷竊。」
他在自己的檔案首頁上寫著：「我們所能做的只是不斷地墜落，或者是繼續相信自己能飛。」
「想清楚了這些也好。如果我的生活一切可以順暢，如果我能每天適時入睡起身，我可能就不再創作了。」他說：「之所以還在創作，是因為我還有惑。」
「現在的我，不再去想能不能飛。而是去想，如果真有了一對翅膀，我要怎麼飛。」
註：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295期（1999.12新世代藝術家群像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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