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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傑的作品與時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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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鄭慧華
一把將真實解離的鑰匙
每個藝術家手上都握有一把鑰匙,他們也許像巫士,引領大家前往「看見」的道路、不論是良善的、道德的、妖邪的、慾望的或意識上的「看見」。而王俊傑手上的這把鑰匙所開啟的迷宮花園,充滿讓觀眾投身而入的種種誘惑,而最後的謎底,仍然存在那把鑰匙中,它讓觀者走入一個虛幻的場景,但卻可能透過他所留下的線索(仔細營造的表現形式)而深入場景後台,那把擁有雙重性格的鎖,開啟了潘朵拉的盒子,也化身聖彼得的權力之鑰。這一切都經過了細膩的構思和繁複的包裝,企圖揭露世界遮幕背後的政治性意圖,並大膽挪用商業行為(虛擬商品)和傳媒宣傳模式,透過特殊的影像製作、商標語法和廣告,表面上進行著最為媚俗的藝術行為(消費的儀式過程),實則從藝術架構中進行對儀式、品味、傳媒、體制,甚至人性慾望的解構,並在解構之中包藏著嘲諷式的批判。
真實/非真實被炫目耀眼的手法所解離,在王俊傑早期的作品中(1994~1999)雖然評者主要援引了諸如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及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等學者的現代傳媒理論,為他作品中所營造出的「超級真實」景觀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寫實做下註腳,但是觀者卻被滿載靈肉慾望之形式持續地挑逗而感受刺激和快感,這是王俊傑作品中最引人入勝之處。觀者透過作品發現了什麼?不存在的商品、媒體操作、或是幕後意識型態的揭露?這是王俊傑帶領觀者所到達的目的地?或者,自始至終也是一趟趟追逐自我置身之世界的生存迷離旅程(2000年之後的作品中更傾向於關注這個面向),其藝術表現所揭露的不論是產品之空無和超現實、消費世界和媒體邏輯,它們所展現的實為「媒介、訊息、慾望所構成的世界」如何透過了美學形式抽離成為自我批判(和自我理解)的內容,它是對人的意識、認同和自我認識過程的解碼工程。
80年代末開始,從最早的錄影創作至1994年<十三日羊肉小饅頭>首次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個展,我們看到王俊傑創作上的明確形式路徑與議題,內在探討「品味」的形塑過程,外在則試探著高級藝術與普羅文化之間的模糊界線(王俊傑曾提及如何透過現代藝術形式進行和大眾溝通的可能,並進一步探索它們之間的關係)、甚至最後成為一個跨越界域之政治運作探討的龐大議題。透過在藝術形式上動手腳,讓誘人的各種產品隱含對性別和階級觀念的探討,再借由消費手段鋪陳,將各個媒介不同層次的議題既隱誨又刻意地流露出來。1997年的<極樂世界螢光之旅>和1998年的<聖光52>系列作,可以說是同一條思考脈絡底下的不同發展,至1999年,王俊傑對商品及其運作以一種更徹底的嘲諷方式,將早期的<中國神秘宮廷料理>系列、<極樂世界螢光之旅>,再加上幾項「新產品」:返老還童丸<HB-1750>、<孤獨內褲>、和<天堂M92手槍>整合,開設了一家名為「FOCL」的虛擬公司,所有商品被納於一個商標旗下;FOCL不但是他整個90年代藝術形式發展的高峰,也是這個階段他所要探討的內容的最後總結---一段由虛擬商品擴充進而開發「商標」概念的過程。不論是否他早有預感,或是自然地順從現實中商業發展的命運,它也正符合了80年代以來商業管理界提出的時代趨勢:製造商標而非產品。王俊傑的商標創作發展也因此成為了對藝術形式、體制上的某種反思,辛辣卻也極其性感。2000年,他開始著手的「微生物學協會」可被視為另一階段的開始,其發展出來的幾個子計劃:「衣計劃」(2000)、「狀態計劃」(2000)、「旅館計劃」(2001)之中,仍可以看見先前創作形式與思考的延續,但另一方面也開始流露了王俊傑在經歷了外在、集體的社會現象所探討的種種之後,回歸至較為內在和個人的面向。
形式v.s議題
深入探討王俊傑90年代作品內容中所夾帶的關於政治、權力、性別及階級種種社會議題之前,會直接碰觸到的,是每件作品的共同運作方式---「直接操弄媒體」,這似乎是所有他想探討的議題中共同的、也最具象徵性的總體隱喻,也一直是王俊傑創作中首先、也最常被討論的一環。他的創作以及此類型評論一同勾勒出了當時期台灣美學議題的特性,而王俊傑挪用商業行銷的細膩手法,至今在台灣藝術創作中仍具有代表性的地位。
解嚴之後媒體解禁與引進西方文化論述的勃發時期,台灣的時空環境一方面從泛政治化的地域性文化氛圍,真正跨入所謂的全球後期資本主義年代,時至今日所發展出來的經濟、文化面貌,在王俊傑當時的作品中,有如啟示錄一般預示了我們所身處的傳媒奇觀社會,和仍然不斷在變化與擴張中的全球化進程之內在真相。做為全球中的一個微小區域,現實時空中的渦漩和他的作品所相互反映出的,是一幅台灣後解嚴時期社會發展過程的縮影,作品以某種抽離的再現方式揭示了台灣社會如何地開始瞭解、並全面進入傳媒和全球性消費時代。這一切都同步呈現在他的作品、關於他的作品的評論,和現實社會的種種轉變之中。潮流所趨,當代藝術所關注的地域政治、歷史文本,也因此逐漸拓展至更廣大的文化組成架構之下---將台灣後解嚴時期的氛圍與全球資本潮流和全球化的進程銜接了起來。
十年後的今天,再度品味王俊傑90年代的作品,時代的急遽轉變使得它們如同被時光機器所壓縮般而產生了一抹「靈光」,而那原本卻也是在王俊傑的作品中意圖透過操弄媒體特性而被質疑的一環。不過數年時光,技術和包裝極為炫目的作品,如今已為現實世界中更巨大和耀眼的媒體現象所全面地包覆和涵蓋,當下現實中的傳媒力量比起當年他在美術館中精心打造的奇觀更奇觀,而在現實世界的光芒穿透中,他作品的靈光來自於其自身有如身先士卒的火鳥,而這一切時至今日則更顯得歷歷在目。也因此我們好奇著,王俊傑在究極了現實中虛空現象的本質之後將如何發展他接下來的作品?在他具有繁複內容與層層指涉的作品之中,不僅已經以非常之手段將「藝術內容商品形式化」,它所質疑的也不再只是現實,還因此同時將藝術之形式本質囊括了進去。
藝術和商業形式的相互嘲弄,甚至突顯了藝術創作和體制發展之間的內在關係演變。藝評徐文瑞在「聖光和消費---檢視王俊傑的近作有感」一文中已經寫道:「就藝術體制而言,我們在<十三日>和<螢光之旅>中都看到觀眾與消費者的角色混淆、藝術空間與商業空間的統一化,在<聖光52>中看到了消費行為被戴上藝術品的光環,從而凸顯了所有藝術品的光環在當代藝術空間中的消費特性。值得一提的是,王俊傑不僅使藝術品在和觀眾或消費者的互動中(在展覽場和網路上)產生意義的衍生和擴大,也善於利用藝術體制中的其他機制…(1)」事實上王俊傑所提出的形式和美學等內在問題之於潮流和體制之轉變,我們在往後幾年許多當代藝術家的表現上看到了更高度的操作且更為意識型態的演化(例如日本藝術家村上隆),藝術與消費之間界域甚至已被徹底抹平,從批判到彼此共享共生。無獨有偶的,王俊傑當時的作品似乎也巧妙地寓言了當今文化運作產業化的命運,英國BBC電台資深廣播員暨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的管理總監約翰‧杜沙(John Tusa)在他的文化批評著作<Art Matters--Reflecting on Culture>中,從體制面的操作經驗寫道:「我們用於辯駁藝術案例的語言已經轉變了。我們不再推廣音樂會,推出展覽或上演戲劇;我們推銷的叫做『產品』。那些觀眾到藝廊看展,參加音樂會或戲劇的日子已經不再,他們現在都叫做『消費者』。而藝術機構則是---如果我們知道什麼對它好的話---『推銷產品給消費者』。(2)」就如同王俊傑將產品推銷給消費者。藝術內容所批判和嘲諷的,同時也是它自身的形式和內容。
王俊傑的作品中突顯的是媒介,「媒介」即產品(作品),它同時也是挑逗著慾望以達到觀看自身滿足的關鍵,並以此成就了它的美學內涵,它也是數百年來美學史中不斷在討論的古老議題---美感獲得與媒介之間的關係。文化評論者廖仁義在「『誘惑』的複製」一文中提及他早期的作品:「至於我之所以想到『誘惑』,乃是因為它以影像媒體的電子設備做為創作材料,將這類媒體的『意義內爆』及其訊息的『超級真實性』突顯出來,使得這些『饅頭影像』比一般的饅頭更為真空,更具有誘惑性。(3)」廖仁義透過解讀王俊傑的作品所談的當代的關於訊息的意涵,以及對「虛空」的慾望,正是前述王俊傑昨日之作品所寓言之明日,而它正以更超乎我們所能想像的方式不斷在生活中擴大和滲透。
「微生物學協會」計劃
王俊傑2000年開始的新計劃「微生物學協會」是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龐大的計劃中,王俊傑預設了全新的時代場景:西元2000年後,地球環境發生急遽變化,海洋消失、板塊移動、人們賴以聯繫的科技網絡崩潰、空氣與水嚴重污染,因此得到「重度躁鬱混合幻想症」的患者急速增加…。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以Z博士為首的研究機構「微生物學協會」,以拯救無助人類為職志的姿態出現,其機構研究範圍包括了人類生存全方位的範籌,旨在為生存提出對策和建議。在其研究機構底下,至今已發展出了數個子計劃---也就是王俊傑從2000年開始發表的幾件系列作品:「衣計劃」、「旅館計劃」、「狀態計劃」和「金羊毛計劃」等作。
2000年在台北雙年展中首先亮相的「衣計劃」,大體操作方式還不脫王俊傑在90年代的商業操作方式,他推出一系列具有不同功能的「未來衣」,然而它所要探討的內容不再只是集中於商品的製造和宣傳手法,而更由於他所假設的時代背景而增加了「人類需求轉變和慾望本質」之間的張力。王俊傑以衣服的特性再次探討對「介面」的思考(和早期的作品中對「媒介(體)」的思考有很深的關係)---他將此抽象概念商品化成為可見的,其中炫目的仍包括了那些衣服誇張的功能(比如治病,而這和99年FOCL虛擬公司所推出的產品有異曲同功之妙),然而在科技、商品、和人的基本需求之間卻形成了多重的辯證關係。
王俊傑說:「以衣服為外在物質介面的代表,它其實談的是關於任何一種『介面』的意義的再探討。人的需求在改變,介面的意義在改變,如今,吃飯是為了吃飯嗎?穿衣服只是為了基本的身體需求嗎?它在哪些方面已經被轉換了?我探討的是『介面』如何被異化和如何再傳播出去,那其實是去看待每一個被重新coding的過程。(4)」
接下來的「旅館計劃」則更精細地從食、衣、住、行等面向切入,以人的移動需求,反應人類根本的意識狀態和慾望(及慾望的被製造)之間的張力狀態,這些細微的局部,透過了將「旅行商品化」,和人在失去了美好自然環境之下所興生之「需求」二者之間形成莫大的對比,它一方面如早期作品反諷了商業和傳媒的虛假特質,另一方面則更向內探索人類的生存意識形塑過程。王俊傑談到:「在此刻,地球即將毀滅,但人只要存在就需要移動,就有需求,就需要一個載體來承載慾望。一個未來的旅館和需求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同時也希望帶出一個主題:人類如何回應自身存在的價值,如何回應歷史等等…,最後甚至觸及人存在的本質。(5)」事實上,王俊傑所談及的面向更多是反應在這個計劃中所出版的「神經指南」書冊之中,它的內容除了介紹未來旅館的設施和服務,還放入了情色小說「激情短篇」、偽歷史故事「孤獨的凡人」等內容,王俊傑在其中嘗試以文字書寫的手法,分別探討了他所關注的問題,它們所具有的共同特色仍是挑動觀者慾望和它本身所隱藏的質疑兩者之間的迷離。除此之外,「狀態計劃I」為兩段約十分鐘的影片,內容探討人們在生活現實與意識活動之間所產生的碰撞、巧合,以及其形成的真實或幻像;「金羊毛計劃」則目前仍在創作之中。
「衣計劃」中對於「介面」的思考,是微生物學協會試圖「為生存提出對策和建議」的序曲,它不僅將主要議題開始向生存本質的方向引領,也還隱含了「介面」本身的另一個意義---操作手段現在不只被以更加隱諱的方式呈現,還更加地深入生存意識的召喚中。此刻,以往的FOCL虛擬產品公司搖身一變成為載有研究價值的學術機構(以樹立權威),它推出的也不再只是產品,而更進一步成為「風格」、「生活方式」,甚至「救贖」…,也可以說,王俊傑透過了這種方式讓微生物學協會再創了商業運作的高峰---甚至脫離了商業本來的目的,而衍然成為全方位的信仰---商業操作如何內化成為生活價值。而這一切都透過預設了地球即將毀滅的戲劇化場景表現出來。在此之中,觀者不論有沒有特別留意到它的商標(它仍然一直出現)似乎也不再是首要,商標早已成為無所不在的生存內容,甚至包含在王俊傑所欲意再次穿透的「密寫/編碼」(coding)過程中。
王俊傑談到:「FOCL跟虛擬消費意識型態有關,微生物學協會則和現實及生存更有關聯。2000年千禧年的焦慮、新的時代裡,人的價值觀已經改變,我不再是以簡單的方式去解釋經濟的變動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之下,反而更應該回歸到所有物件最本質的狀態。這是時代極端化的表現,科技越進步,生存的本質就越受到挑戰和重視。於是我思考:人類未來所面臨的問題為何?而不再只是社會的表相問題而已。(6)」也因此,觀賞王俊傑2000年之後的新作,與其看作是早期藝術形式內容的延續,不如將早期的概念視為思考的基礎框架(微生物學協會的商標作用),再進而深入生活中的不同面向:關於記憶的和慾望的再次解析。雖然這也使得他的新作在議題上變得分散,但若從微生物學協會的整體概念出發,底下的每一個計劃可被統合成為整體商標概念的延續;同時觀者也可將每個計劃分開單獨欣賞,如各自獨立的作品。在兩種方式之間,都隱藏著關於物質的/內在的,商業的/生活的關聯性,它們是生存狀態外顯之形式與抽象意識狀態之間最愛昧和最大弔詭的呈現。
觀察王俊傑一路以來的創作,如同時代的一面鏡子。它們再現了台灣90年代以來的文化與社會風潮,這股風潮在作品中化為形式、內涵,甚至成為巨大的隱喻。王俊傑以風潮批判風潮、以形式嘲諷形式的做法,卻隨著時間發展烙刻出了獨具魅力的風格,電光火石的虛幻光芒,同時也成為不可忽略和抹滅的藝術靈光。
註:
1.徐文瑞,聖光和消費—檢視王俊傑的近作有感,「聖光52」展覽圖錄,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出版,台北,1998
2.John Tusa,Art Maters: Reflecting on Culture,Methuen,1999,p.19
3.廖仁義,「誘惑」的複製,「十三日羊肉小饅頭」展覽圖錄,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出版,台北,1994
4.王俊傑訪談,2003. 10. 14
5.同上註
6.同上註
本文發表於台北市立美術館館刊「現代美術」第111期 200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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