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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黃文浩做對話性的記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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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程文宗
前 言
這篇訪談是和黃文浩做對話性的記錄，希冀從創作者的觀點來敘述他的創作思維片斷，使第三者從中更真實的切入他創作的原點；訪談的前一天也正是他對以前的作品做一終結，而以一新的態度來思考創作。
程：可否略述最近你生活的重心及何者為你所關注的。
黃：這幾年的重心大多著重在思考的模式而相對的體力的勞動卻變得很少，例如到畫室做東西，如今這種勞動的行為已很少；為何會如此呢？因為這幾年遭遇到了些事情，導致勞動的行為變少，這原因可能歸咎於動機──純粹手工的動機漸漸降低。
程：可能是對預設的狀態的一種反省吧。
黃：早期開始時未能分辨清楚，什麼是手工的趣味....直到最後才真正了解是思考演練的，因為剛開始踏入藝術這圈子的動機是極為單純，就是喜歡畫畫，畫得像不像而已，到了最後才知道不是只有「手工」的問題，所以，有些作品並非預設的方式所呈現出來；就這問題目前還在思考當中，或許以後還會再回去，但到昨天為止的思考點是到此；例如，若選擇的是裝置藝術，就裝置而言，必須要有空間、時間的配合且花了極多的時間在紙上作業，且這一切要有計畫的規畫思考…直到作品完成，展出然後結束；或許是因為型式的關係。
程：在89年我返國第一次看到你的作品在這二、三年觀念上、形式上改變很大，它似乎存在著「時間性」。
黃：89年時的作品好像較為單純，但到了90年在誠品書店的展覽，給人的感覺是極為不安、不穩定，甚至是焦慮。至於決定性的展覽是下一個和盧明德的展覽──「物體展」，徹底推翻過去的自己。但就這展覽一直到現在，「時間」對自己而言，是極為重要的，這一切都從焦慮而來，因為當時自己的身體狀況不佳，那時才真正了解時間、生命在流失。並且自己本身並不是完全以藝術為生，這點在伊通是很特殊的。所以要生存下去，就必須依賴自己的那一份事業，但在自己的天秤上，或許未必是對的，因為當時必須把自己的青春、精華都花在賺錢上，然後剩餘的時間才用於藝術思考、創作上。但這對自己而言，是極為不甘心的，因為要以最好的精神、體力去換回次等的東西，這種情形，對自己而言是極為壓迫、無力，甚至焦慮。雖然在物質上有所代價，但精神上呢？自己真的很不甘心。但時間是不回頭的，因為自己的身體可能會比別人更早不能執行動作、行動；才導致和陳愷璜聯展的「呼吸」那一次，才真正振作起來，那次之後，這種對生命焦慮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所以「呼吸」這展覽對自己而言是極為重要，隨後在北美館雙年展的作品更能將自己對生命看得更透徹、更清楚，使自己整個都沈澱下來、穩定下來。
程：這種經驗和創作是否和你非藝術科體系進入這體系有影響。
黃：就這些而言，促成之背景一是：可能和自己過去所學理工科的背景有關，二是自己對生命的了解、覺悟。而這一切都直接間接運用於自己對藝術的看法和創作上。例如質變是化學變化、物理變化是本質不變，只是表現的變化而已；又如蒸氣、水、冰的變化是可逆的，然而人的一生是不可逆的。基本上自己是無神論者，或許有些人認為人是會有因果循環的。就當時的自己而言，人的一生就只有那麼一段，時間過了，就不會再回頭了，這是就「現世觀」而言；然而當時自己又沒有什麼崇高的目標，認為自己是在浪費體力和精力卻沒有得到應得的回報，如同“無彼岸”這作品，當時自己有如在宇宙的中間，上下四方等距離，一種虛無的感覺油然而生，佛家有西方極樂世界，基督教也有天堂之說，對自身而言，當時卻連一點希望、目標都沒有，自己卻一直在做反覆無效的動作；例如：「無效的燃燒」──用水去煮石頭、照片。而這過去的種種對自己而言，卻是很大的負擔，但明日之後或許這些都將成為歷史。
程：這之間是否有「伊通效應」的影響。
黃：至於自己的成長和伊通到昨日為止是息息相關，但至於明天、未來就可能未必如此。因為自己未來的藝術表現形式可能已不是以前的方式。目前台灣的藝術之可能性已到了盡頭，但並非其創作力沒有了。
程：在這點是否和本世紀末的遊牧性格有關？
黃：基本上我贊成21世紀遊牧民族的形式出現，但就地球村的說法，我個人認為那是很可怕的。如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所說：上帝容許人類互相統一，而這卻是上帝最大的惡作劇。例如：左派、右派，竟用同一套美學去編一本雜誌。甚至是全世界為了要統一電腦網路，而要建立一共同之語言；又如歐洲為了建立一更好之經濟發展，而要丟掉一部份文化來尋求統一。所以人之獨特性已沒有了，而「慣性」便是最大之致命傷，杜象在下棋時便把這「慣性」考慮進去；在「小說的藝術」這本書，所提出的問題正是目前自己所面對的；現在的人都處於一種「存在的被遺忘」。事實上，有些東西明明存在，卻被人們所忽視、遺忘。藝術為什麼會死，就是讓學者來搞藝術，因為他們認為藝術是各種學問的衍生物，這是本末倒置的說法，根本忽略了藝術本身是超乎這些之上的。如「終極的悖論」──笛卡爾從「我思故我在」開始，人類開始使用理性，結果人類的理性顛覆原有的真理，馬上變成相對真理。米蘭．昆德拉曾說過：唯有對抗世界之進步，來求得自己的進步。
程：是否如吉普賽民族以一種遊牧的生活方式，去抗拒資本化的世界；他們寧可去偷去搶以求存，以免被這系統所同化。
黃：這好比自己和伊通的關係，伊通原本是以一種「地方」(local) 的面貌呈現，而這對自己而言當初是因其「地方」屬性而加入，就如前面理性與非理性的產生和對抗一般，因為非理性的發生而產生了非理性，然而當兩者對抗之時，卻是非理性得勝。
程：能否說明未來你對藝術的創作有何做法，有可能走進社會嗎？
黃：未來我的創作形式，可能仍維持在「裝置藝術」上，但現在反而比較輕鬆，因為現在的思考點已無所謂藝不藝術、發不發展，或者是一展覽空間。現在讓我有興趣、熱情的東西，不見得是一定照原有模式去做。空間也已不是一個藝術表現的問題了；原本自身是一個社會性很強的人；但進入伊通之後，有去壓抑這方面的性格；如今，卻能先經思考再慢慢進入，所以我並不認為這壓抑有何不好。在大學時代，就已有社會性性格的情況發生，尤其是中壢事件之後，一直到美麗島事件後，更是加強我閱讀思考的能力；這也導致我自己的作品呈現出來給人的感覺是比較沒有學院派的風格。所以過去我的「互助」性格高過於「原創」性格，這在我的創作上，可以清楚看到。然而經過一番思考後，如今我的自主性也相對提高，已不再受大環境影響。
程：這轉變是否和你為人父後有關聯。
黃：這轉換和我的家庭並無絕對之關係。相反的對於生兒育女，我和別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因為生孩子對我來說，是一種面對自我，而並非傳宗接代的使命，因為自己對自己生命過程並不十分滿意，而又害怕我又製造另一個我，所以這對我來說，是極為衝突矛盾的。也就是因為我認為自己有自主性，所以我才要一個家庭，讓自己成為一個平凡人，這是一種宿命。就因為我多了一種要成為平凡人的使命，所以我接受挑戰。
程：平凡對一求道者而言是一神話；你對神話的看法如何？
黃：中國神話對我影響較深，但目前為止並沒有很深入去思考，但它對我卻有影響，寶蓮燈、孫悟空、哪吒....等，日本漫畫家宮崎峻曾說：「我的卡通並不是在教化人要如何去做某些事，我只是在告訴人們這世界上曾有怎樣的人，怎樣的事發生過，一個現世觀的人對於自己內心世界會展現在自己的作品中。」但在二年前左右我未必能有效的處理這東西，而只是在運動，使自己疲憊、休克，而這二件卻有能力去處理，因為我有去思考到內部的東西，就如同土表和土的內部有根的延續。所以這是一個勞動者和思考創作者的不同。然而過去我並不認為有必要將自己本身之內心展現給別人看；但現在我認為人基本都有一個探知的慾望，而我現也不斷的去挖掘自己，尋求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麼？現在我所能展現的領域已不只是美術館、畫廊，其範圍更大、更廣了。另外我並不認為我有教化人的能力，因為我並不認為我有這能力，所以我也不挑釁、影響他人，去參與我的藝術創作，所以也導致對於我自身的展覽，也不想去廣告、促銷的情形發生。也許因為我是一無神論者，因為基本上，神是以一種擬人化的形式出現，只是把人也提到很高的地位。而我基本上把人看得很低，所以我並不認為人可以做教化的工作，這也是我一直未能理解的地方。
程：最後能否對自主性做個註解？
黃：我對於自己自主性的問題，正如我認為人拿的拐杖愈少愈好，對藝術，我要就是做到最好的藝術，而非一種藝術的勞動，所以我要的藝術不是一種瓊瑤式的東西，它是溶合了我自己的生命去創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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