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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民、陳幸均的聚落保存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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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吳嘉瑄
在怪手快來前搶拍一步
剛過晚上6點半,李國民位於八里的家中仍放著緩慢平和的樂聲,他打開筆電,讓我看他與陳幸均一同到馬祖拍攝的照片,並講著一間間老房子裡的人與他們的故事。自前年在寶藏巖駐村開始,李國民與陳幸均便決定要在不同的聚落文化即將消逝之前先走一趟,做點什麼事情,而不只是等著日後遺憾而已;於是兩人便開始了記錄聚落文化的保存行動,陸續拍攝了寶藏巖、樂生、空軍一村、文和一村等,而馬祖便是他們目前正在整理中的系列。
對抗文化推土機
愛倫坡(Edgar AllanPoe)詩篇〈海中之城〉(The City in the Sea)裡所描繪的某個意象:「在城中驕傲的高塔之上,死神巍然地獰視著下方。」似乎可以頗為貼切地形容出:面對政府一波波以「進步」之名發動的改造工程(無論是空間或文化上的),許多地方聚落猶如遭遇死神逼近的海中之城一般岌岌可危;而李國民與陳幸均所做的,正是拿起相機,把快門當作武器,趕往前線奮戰。「我們這一系列的行動,」陳幸均說,「其實是一種對抗全球化的行動,亦即對抗均質化的現象。在越來越趨近均質化的時候,地方文化、聚落的保存應該是很有力的,但我們的政府卻沒有做得很好,仍在現代主義的脈絡下做都市規畫與清理,以便更為整齊、均質。」
讓他們有如此深刻感觸與不平的,是兩人在寶藏巖駐村的經驗。像是「域外之域」的寶藏巖由台大城鄉所的介入開始,其獨特的聚落建築與人文生態便引發各方不同保存意見的聲音;「寶藏巖不是廢墟,它不是空的空間;它的情形與國外藝術家佔領廢墟後變成活的空間不同……寶藏巖還是有人在居住,並且有著非常多樣化的生態生存著。」陳幸均說出她對於台北市文化局在保存寶藏巖時參考了錯誤範例的想法。對他們而言,文化局儼然是台「文化推土機」,以擁有行政資源的優勢,粗糙並粗暴地將寶藏巖特殊而不可取代的文化生態給剷平,陳幸均認為:「他們只看到建物空間上的保存,而沒有看到文化形式空間上——關於人生活的保存,才會去想像清理、整修過後,可以規畫藝術村或民宿,或是把居民當樣品。」。
當初文化局以要全面整修下水道為由,封鎖寶藏巖並要求居民全面淨空,他們與OURs(中華民國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曾建議過可以分區分階段或是以生態工法等來施行,就不需有過大的搬遷動作,居民生活也不會有過大的斷裂,但文化局卻仍堅持執行拆遷行動;而諷刺的是,這項工程目前卻因為地質評估無法通過而遭到擱緩,「這些專業上必須考量的理由,都被政治掩蓋而刻意的忽略。」陳幸均說。
文化局如此作法,反映出政府對於當代藝術、文化的想像問題。政府在要求文化要有行銷、要有產值的同時,也應有長遠的眼光與投資,來確保一些「台灣獨家」的文化空間的存在,就寶藏巖而言,文化局提出的「寶藏家園+藝術村+國際青年旅社」計畫並非不可為,但也不是非得要重新打造「來與國際銜接」不可,繼續原先居民的生活與施行新的文化計畫仍可並存;但顯然地,從華山與寶藏巖民間無數次的抗爭來看,政府仍慣於以短視、甚至是幾近「鎮壓」的方式來處理複雜的眾人之事,包括最根本的文化事業。「像是亞維農,需要裝潢再造嗎?他們就是利用原有的文化特色在做文化行銷;現在要蓋現代化的新建築很容易,但地方原有特殊的文化生態是獨一無二、不可取代的,這裡面是具有很多藝術潛能的。」陳幸均笑著說道:「寶藏巖還曾被《紐約時報》報導是台北市十大景點之一喔,但現在卻被文化局自己毀掉;人家要看的就是原來的東西啊!」
就在去年,李國民與陳幸均受邀參加「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文化局在得知他們參展後一度表達「關心」之意,希望不要太凸顯雙方衝突的部分;原先兩人計畫播放一段當時與200多名警察激烈抗爭的錄影畫面來做抗議,文化局知道後也透過北美館與策展人,希望不要播放這段影片,最後,果然如「希望」般的取消了。這個事件凸顯出,在挾公權力以操弄的政治「老大哥」介入下,藝術如何能自主發展?而我以為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還能有如何的發展?文化局試圖遮遮掩掩之下,寶藏巖的人文特色變成只是政府宣傳政績的文化樣板;再對照文化局長李永萍抗爭中正紀念堂的例子,這看似「不可不為」的抗議動作,其正當性令人質疑。「一定要這麼做嗎?」李國民不僅說出他們心中、我相信同時也是許多人心中共同的疑問。
可以不是遺照
馬祖的拍攝工作算是告一段落,如何組織,還需要好一段時間的思考沉澱;聽著他們說起鐵工兄弟、修繕古厝老師傅……的故事,我感覺這些照片中存在著某種驚奇,它讓我跳脫出習以為常觀看事物的角度,而改以更寬闊、更深刻地去看這個世界。「一張照片裡面可以解讀出很多東西,」李國民說,他所拍攝的,絕大部分是空無一人又堆滿生活雜物的室內照片,它並非是忠實而完整的紀實畫面,而是想藉由逼近清晰而鉅細靡遺的畫面細節的方式,去尋找一種抽象的文化意義,「人居住的空間其實是一張臉,一張『社會的臉』,」「基本上我不是想拍人,而是想捕捉人背後一些模糊的象徵意義。我不認為我可以瞭解每個人……我要的只是能表達出一張集體社會的『臉』的影像。」李國民並不想給予這張臉過多的情緒,他留待觀者自己從畫面中找尋出生活的感動。
「這就是記憶,這才是文化,才是應該要被保存的。」他們相信,透過照片隔了一段距離所再現的,會刺激居民重新看待他們原本不以為意或是想改變、放棄的空間,甚至培養出珍惜、保存的情感與意識來。李國民認為:「這些照片都有一種積極抵抗的效果——是以一種『死亡』的角度去看,並透過死亡的照片去憑弔。」但我以為,這些死亡的照片(或他所謂的遺照)其實並不只能憑弔而已,它也可以不是遺照;他們面對可能的文化死亡仍保持某種樂觀,仍等待著某種文化觀念的改變在人們心中發酵,「是啊!還是有期待,」陳幸均笑了笑,「用這名詞只是一種刺激,但如果還是要拆,那當然就是遺照了。」
註:所有引文皆為筆者於2月18日與李國民、陳幸均在李國民家中所進行的訪談內容。
(刊登於典藏今藝術2008.4月號,187期,pp 172-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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