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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侷限到宏觀——思索中國人的文化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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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梅丁衍
我常比喻留學生涯的體驗，就好像服兵役一般，如果不曾有過親身經歷，就永遠無法體會個中滋味。
要談台灣現代藝術的生態，就必須正視留學生畫家養成的現象，其實，它正反映了台灣美術教育體制潛藏的危機。
一九八三年初，我赴紐約普拉特學院進修藝術，當時對所謂的「現代藝術」是抱著無限憧憬的。考托福、申請學校、籌備學費的代價，為的只是滿足我唯一能「合法」去西方見識前衛藝術環境的願望（當時男生未滿三十歲無法以觀光身份出國）。台灣七○年代鄉土美術的貧乏成績，加上現代藝術的潮流跟班現象，使得我選擇「百聞不如一見」。
但是，當我到了紐約，我便感覺到這不只是百聞一見就能寛舒的解答，而是我必須考量如何納入這個「新」現實的問題，對學藝術的人而言，文憑的代價只是徒增一件負擔而已，到了紐約的人，幾乎都沒有想過「退路」，我進到所謂的西方藝術核心，但是却找不到核心的源頭，有些人稱為這是一種「文化震憾」，我則比喻為「再生」。
所幸，課業的繁忙，可以淡化一些文化震憾，躲在圖書館，面對靜態的西方藝術，也不致使脚步過於慌亂。西方美術史加上新表現潮流，再佐以西餐，我就浸淫在所謂的「國際觀」情境中。我曾經問我的指導教授，想聽他對普普藝術家瓊斯作品的看法，他說我的作品比瓊斯還好，也有教授說我的作品比蘇荷畫廊展出的還要好。我擔心自己的作品沒有文化特質，他却說我的作品一看就知道是來自東方背景。我曾經打算轉組（綜合媒材），他說他也能教綜合媒材，我又說我只嚮往「達達」，他居然說，那麼就作「達達」吧！我的指導教授是位六十出頭的抽象畫家，但是他把我視為知心朋友，常邀我去他家喝酒、參觀作品，他曾經展示我一些不為人知的學生時期作品，有達達、有普普、有立體造型等等，他說每個人都曾經年輕過。作為一種抽樣調查而言，這樣一位在紐約沈浮六十多載的藝術工作者，他的體驗足以撫平美術史神話的諸多缺陷。但我仍在想，如果藝術有所謂的超越地域，那麼我與老師的這段因緣，算不算是一種超越？既然已經超越了，那麼我為何還是如此掛記著地球背面的台灣藝壇？甚至我也清楚，台灣藝壇常因留學生的「缺席」，而被迫在美術運動中除名。我就這樣持續我的達達——帶著學術面具的「達達」，就好比出家不成的人，便過著自我放逐的生活一樣。
蘇荷有一種謠傳，據說一個藝術家成功要有三個基本條件，(一)要有錢(二)要年輕(三)要有斷袖之癖。不管是真是假，總之，對我而言作一個「成功」的藝術家，已經成為一種奢望——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人，在紐約這樣的舞台，如果連異鄉情調的味料都要清除的話，大概就註定與成功無緣了。
其實，在紐約即使不搞藝術，也可以過的很藝術。畢業後，我進入一家中文報社工作，吃中餐、讀中文報、談論中國政治前途，反而成為我在紐約的主要生態環境。報社裡，這些早年受白色恐怖侵擾的知識份子，却在海外完成了中國近代史的博士學位，在苦無施展的情況下，各個埋首於新聞工作，也由於這種得天獨厚的環境，我等於進修了不少現代史及文學史的課程，也奠定了我開始思索自我的文化認定的方向。
因為我的工作，帶給我較長時間的居留，相對的，我也將創作的步伐減緩，逐漸與新環境建立某種情感。在海外無論是移民或留學、來自香港或台灣、大陸，基本上，大家都得面臨適應新生活的挑戰，而新生活的首要工作就是除去過去種種不必要的包袱，因此，華人生命共同體這樣的概念就自然形成。華人出國學藝術的人口極少，最後迫使少數藝術家同病相憐，台灣留學生的送往迎來，彼此間也逐漸產生「代溝」，往往只有與那些走頭無路的大陸藝術家，還能藉暢快的「批評」國內體制來找尋慰藉。嚴格來說，在藝術的範疇中，只有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風格差異，去除文化內涵，就沒有引發溝通的必要，因為那時，只有選擇或認同的差異，但是往往在選擇或認同之前的爭議才構成美術運動的主體。因此，如果要探究構成藝術條件的要素，也只有抽絲剝繭式的打破砂鍋問到底。由華人生命共同體的角度出發，就自然形成一種帶有史觀的藝術價值，作為引導藝術課題的思索。
八○年代末期，也許是受到歐洲的新表現思潮刺激，外來藝術在紐約搶下了灘頭，也打開了區域性文化被平等重視的視野，巧合的是，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文化覺醒，在倡導人權解放的美國，正如魚得水般的串連著。這期間滲合著血淚怨怒，也摻合著投機主義或政治意識，但是，不可否認的，這也是構成美國文化生態的基因，雖然，它不足以作為區域性文化抽樣的典範，但是，它却最堪足作為「地球文化村」理想主義者的借鏡，同時，也是嚮往國際主義者的一個良好省思示範。
華人移居西方與西方人移居西方，在歷史的涵意上有極大的不同，華人受制於種族膚色的標籤，在西方社會頗難取得公平的待遇，這是眾所周知的情況，華人最無法主動融入西方社會也是不爭的事實。造成華人大量移民，除了說明中國的貧窮與政治不安定之外，還透露著華人對自己的歷史文化承傳感到絕望的訊息。不論是香港、台灣或大陸，甚至是早期移民，在海外構成另一種華人文化生態，這四處的華人都可以接受西方現代科技文明，却極少能認同西方文化的思考模式，因此，若要以宏觀的學術角度來觀察真正華人藝術生態的走向，恐怕就得對東西文化發展史下相當的研究功夫。
近來，台灣興起的藝術本土化與國際化的爭議，似乎才剛開場，就有落幕的跡象。我想一方面是因為要思考這個問題，必須借助其他領域的知識，而目前藝術圈還沒建立以其他方式思考的習慣；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受西方强勢資訊的引導下，尚不能夠獨立自覺。
在紐約游浮十年之後，有幸回到自己的土地，我常以這十年的親身體驗作為從事教育的準則，相信誰都不敢斷言，能為台灣現代藝術找尋一條真正理想的「出路」。但如果台灣現代藝術要兼顧本土化和國際化，我想是有必要把海外華人藝術發展生態，都當作一種「他山之石」來整合觀察吧！
（雄獅美術1994年8月28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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