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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臺灣美術鄉土寫實中現代意識之盲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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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梅丁衍
最近感受到一股藝術本土化的氣壓凝聚在台北的上空，許多座談會、論術文章也都在這團霾雲外盤旋，頗有七○年代鄉土意識再續版的態勢。
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其歷史遠因仍然脫離不了當年「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啟示，在眾多全盤西化的口號中，它繼承了反帝國主義侵略、反殖民壓迫的色彩。而其最具現代意識特色的人權覺醒成為「鄉土」風格的主要信念，無論是强調台灣經驗或以第三世界為舞台的文藝口號，也都在「政治意識」的導航下，不是將中原意識與海島意識二分化，就是停留在人道主義的課題裡打轉，很少涉及文化深度與哲學層面的探討與批判。
廿年後的今天，當國際文化呈現多元價值觀，世界的政治與經濟秩序面臨重新佈陣時，台灣適時掀起本土意義的探討熱潮，頗有相逢何必曾相識、同為藝壇尋根人的感慨。
幾千年來舊社會的文化習俗，一直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絆脚石，無論是激進派主張的全盤西化，或是折衷派的中西合璧，甚至自覺派的本土論，都拋不開「以西方為勁敵」的意識型態。長久以來，國內藝壇培養了一種以西方藝壇馬首是瞻的律則，加上對保守與閉塞的創作環境不滿，以及現代藝術知音難尋的感慨，更美化了向西方朝聖的夢幻。
五十年來台灣現代藝術發育的養份，不外乎來自片面的外來訊息，以及斷章取義的西洋美術史，我們一直缺乏周嚴且完整的西方藝術理念的推介與批判，更別談有機會觀摩大師們的真蹟了。年輕人在二手的印刷品中揣摩藝術形式，最後不但失去了其原創的憑依，也迷失了對材質美感的考量機會，在這樣一個文化移植的環境中，我們的文化思索支離破碎、無法串連，這種現象豈能招架「真正」後現代主義的洪流考驗？
回顧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美術圈只扮演著沈默的聽眾，這與美術界的「西化」一向偏重於「視覺」有關，自從西洋美術在國內萌芽以來，畫家一向藐視帶有政治色彩的藝術表現，在忙於鑽研西方美術派別與高唱藝術無國界的同時，畫家鮮有心思去為「狹隘」的本土論服務。美術界對「西化」與「現代化」是很容易劃上等號的，西方現代藝術的主要流派中，有絕大多數是超然於群體關懷的（即使推動普普藝術的，仍是畫商而非畫家）。這些帶有「純化性」的美學意識，往往具有「可朝供」的神化色彩，這種「藝術超凡論」，也常常被視作具有宇宙性的普遍真理而廣被尊奉，因此，不論中外藝術家都容易培養出天真與自負的創作性格，因而，當台灣鄉土文學已經醞釀為一種社會運動時，美術界的鄉土意識仍沈睡在炭條與饅頭的磨擦聲中。
寫實主義與抽象主義
在國內普遍的被劃分成二元對立的藝術形式，抽象畫又比其它派別更享有「純粹」與「前衛」的感召力。六○年代一些强調抽象理論的美術團體相繼出國之後，台灣畫壇的主導權又集中於前輩畫家手中。真正的鄉土意識最後還是經由雄獅雜誌的編輯策略，慢慢的點滴注入美術界；當「新人獎」的鄉土寫實作品逐漸具有獎「樣」時，賦「轉枱」性質的評審制度，在大官小私的群展中，終於促使鄉土寫實一元化。當然，透過精細的照片描繪，除了可以證實「偉大」的藝術品需要刻苦的毅力與虔誠的態度之外，這種「用功」的模範榜樣，也可安撫欲脫繮的現代主義。
嚴格來說，鄉土寫實徒具「鄉土」虛名，它既不具備「寫實」的實質意義，也不具有「本土」之實質內涵，鄉土意識被埋藏在刻劃相片的機械動作裡，鄉土寫實是聯招術科制度過度側重技巧而忽略藝術本質的畸形兒。西方寫實主義發展有其形式上與美學理念上的思辨意義，在材質與技法上，有其詮釋「再現」自然的哲學本質，由古典主義到印象派之間的寫實涵義演化，都具有美學的辯證價值。如果我們缺乏對西方寫實主義衍化的研究，如果我們缺少觀摩原作的機會，那麼我們對西方照相寫實所提出的美學質疑與社會批判的內涵就全然無法領會。試想，在人文認知的貧乏環境中與創作實踐理論的誤導情況下，我們早已失去探討創作本質的基本條件，我們又如何能在鄉土寫實繪畫中注入具有「宇宙性」的本土意義呢？
當我們圍在桌前檢討國內美術教育政策得失之際，我們可曾關注社會對美術教育的一傅眾咻之的缺憾？當我們頻繁介紹西方藝術資訊時，我們可曾想到以觀摩原作機會來減少紙上談兵的危機？當我們高呼藝術本土化之餘，我們可曾留意如何建立與國際主流文化形成對話的局面？台灣藝術本土化，終究是離不開現代化與國際化的雙重準繩的偵測，本土化急需建立的是一種有機發展的良性環境，本土化的精神必須建立在客觀辯證的民主基礎之上，當我們透視西方藝術發展的弊病同時，我們是否也能掃瞄台灣本土藝術發展中的盲點？
(雄獅美術1991年8月24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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