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界仁
1950年韓戰爆發後，原本在國共內戰時已放棄支持國民黨的美國政府，為了圍堵共產主義在東亞的擴張，轉而重新支持敗退至台灣的國民黨，並於1951年由CIA在台灣成立了「西方公司」，與國民黨合作訓練突擊中國大陸的「反共救國軍」，以及將台灣改造為東亞地區的反共基地。
雖然CIA使用 「西方公司」這個名稱只有5年 (1951-1955)的歷史，隨後即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4-1979)下，改以其它名稱繼續其在台灣的任務。但如同「西方公司」這個充滿象徵意義的命名，不僅已明示美國對台灣進行長期宰制的「帝國計畫」，也預示了美國對台政策的一系列演變——通過支持獨裁政權對左翼人士的鎮壓和全面性的洗腦教育，把台灣塑造為親美/反共的基地，以及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將台灣納入其全球帝國「公司」階層化的結構中。
《帝國邊界II一西方公司》是陳界仁以父親過世後留下的遺物為出發點，而拍攝的影片。他的父親當年曾是「反共救國軍」的一員，其留下的遺物包含了一本半虛構的自傳，一份「反共救國軍」突擊中國大陸時，突擊艦在海上被解放軍擊沉的陣亡名單，以及一本空的相簿，和一件老舊的軍服。
陳界仁在創作自述中寫到，「我大哥說：父親告訴過他，那些『反共救國軍』跟他一樣都是窮人的小孩，在那個時代，他們除了當兵，沒有其它的蹈可走，甚至連薪餉都拿不到。那本自傳也只是為給上級『忠誠檢查』所寫的報告，並不是真的，而相簿上的照片，很早以前就被他燒掉了。小時候。我偷翻過那本相簿，我記得上面貼了很多父親和『反共救國軍』接受『西方公司』訓練時的照片。」
陳界仁並不清楚出身貧窮漁村的父親，是否想過他們在保衛的是什麼？是否知道當反共救國軍在突擊中國大陸時，台灣島內也正在進行著一場對左翼人士的殘酷鎮壓，還有他怎麼看待冷戰/戒嚴下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對台灣所謂的「經濟援助」和在台灣內部長期進行的「文化冷戰」，以及「台灣關係法」和當下的新自由主義，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
他的父親與那個時代許多的「父親」一樣，在冷戰/戒嚴體制的監控機制下，對他們的人生經歷選擇了「緘默」，然而「父親們」的集體「緘默」，也為台灣當代社會留下一個巨大的歷史空白和精神上的空洞。
無法見證歷史現場的空白相簿、無法呈現頁實經歷的半虛構自傳、真實卻又無從考據的陣亡名單、以及父親肉體消亡後所留下的軍服——影片中，陳界仁從反思父親的遺物開始，進行了一次在「西方公司」內的歷史之旅。
然而這個旅程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考據「西方公司」在台灣的演變，也不是為了揭露美國的「帝國計劃」；對陳界仁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從家族史的經驗，連結到集體的歷史記憶，並藉由「再想像」和「再書寫」的過程，省思被「西方公司」改造為「無檔案化的社會」後，被改造區域內的人民，可以如何進行自我重建和自我療癒的可能性。
陳界仁在創作自述中寫到，「這部影片對我而言，是在『西方公司』製造的『空洞』場域內的自我治療、在『無檔案化的社會』內對人民記憶的再書寫，以及與『被消音者』的重新相聚。這個旅程不是為了走向過去，而是為了建構『家』的未來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