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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的金屬透出溫暖的情─徐瑞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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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維菁
我知道我很努力 ，我也知道努力不一定會有相對的回報 ，但是我能做的也只是努力而已。
徐瑞憲有一張敦厚的臉與身形，粗厚平穩中有一點什麼起伏偶爾咬囓著的，不去留意就會消失的。沈緩斯文的語調下揮舞著的是一雙佈滿粗糙皺紋，鱷魚般的工人大手，皮膚紋理明顯乾裂，指甲縫中藏著一點點停留的黑色油漬。而徐瑞憲的機械藝術有一種奇特的感覺，金屬、管線這些冰冷的物體，他卻用它們做出充滿人性體溫的暖和。有點像徐瑞憲自己生命的某種寫照吧。
「三十四歲的我，卻覺得自己死了好多次又活了過來。」徐瑞憲說，自己比同年紀的人遭遇了過多的起伏與悲傷，因此對於目前得之不易的簡單平穩生活格外感到幸福。
「簡單的爸爸、簡單的媽媽、簡單的哥哥、簡單的生活與工作。」他說，好不容易走到這裡，沒時間浪費，自己每一天都能要超越昨天才行。
一切的開始是從酗酒會打人的父親。徐瑞憲是老么，他與兩個姊姊、兩個哥哥，以及媽媽，都飽嘗爸爸的情緒。被打是家常便飯，家中的兄弟姊妹與母親的感情卻因面對父親，有著深刻的聯繫。小孩子就看到兄弟姊妹們身上留有傷痕，或是媽媽的眼睛常被打得黑青。「我想他打完人有時還是悔恨的，他第二天會提早回家煮飯。」徐端憲說，他們家一貫都是當司機的父親下班後回家負責煮飯，因為媽媽必須長時間工作，她得去拾荒。
有一度我覺得父親在兄弟姊妹中對我是最糟的，因為哥哥姊姊很早就為了生活到外面工作，只有自己在家中，因此那段時間特別容易成為父親的出氣筒。「兄弟姊妹常在成長的過程中，彼此聊到父親究竟為什麼打人，交換彼此的心情，為彼此療傷。」他說，所以他們感情很好，向心力很強。「有趣的是，因為這樣家的感覺反而出現了。」
「後來我開始能逐漸了解我父親的悲哀。」他說，父親從大陸來台灣，一個人隻身在異鄉的心裡缺憾，想家卻回不了家。媽媽是來自苗栗的客家人，很早就被自己的父母遺棄，外祖父母早就帶著其他的小孩去台南討生活，卻將母親留在苗栗的親戚家。十六歲時外祖父母因為家中需要人手幫忙所以將他的母親接去台南，母親十九歲就離開台南，先上苗栗找親戚，然後就上台北找工作。
徐瑞憲說，到現在他都還記得母親叨叨唸著當時少女時期隻身離開台南的惶恐。因為身上只帶著三十五元搭車回苗栗，不識字的關係一上車便開始問人是否到站，生怕坐過站，就不知道流落到哪。「想想當時她那麼緊張，其實是害怕因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從苗栗到台北後，徐瑞憲的母親在人家家中幫傭。當時他的父親是台北市擁有計程車牌照的第一批計程車司機之一。母親的老闆常需要出門叫車，因為叫車的關係認識了他的父親，兩人相戀，他的母親固定地為老闆叫他的父親所開的車。兩人進而結婚、生子。
後來徐瑞憲的父親轉而當有錢人家的司機，他的母親則開始拾荒。「他一定覺得很痛苦。每天隨著有錢的老闆出入，見到的是有錢人的場合，自己卻永遠不能成為那種環境的一份子。從白天上班的有錢人家裡，回到自己貧困的家中，面對一群孩子以及撿破爛的太太，還要煮飯，加上鄉愁，他對自己的生命認同一定也很錯亂難受。」
他說：「偏偏我母親是個很簡單的人，簡單到不會去恨他。」
大了以後在兄弟姊妹以及母親的聯繫下，理智上可以去同情父親，但是情感上，因家庭長期不安定感而產生的悲傷，卻埋得很深。
「國中的時候我常在外面流浪，就是怕回家挨打。」他說：「我總是一直想著，我知道我沒有做錯，為什麼我要挨打？」
國中的時候因為家庭就像顆定時炸彈一樣，長年他心中圍繞著的疑問就是：「我為什麼活著？」「為什麼我就是得不到愛？」有一段時間哥哥姊姊都在外頭打工賺錢，他成為出氣筒的頻率最高。當時國中的他見到父親又是喝醉回家，就立刻知道情形不妙，趕緊逃出家門。「有好多個晚上，我坐在河濱公園，一個人整夜望著偌大的公園，難過得想著自已為什麼有家回不得。」
他是孩子，可以逃開家到外頭流浪，但是有時早上回家見到母親眼圈是黑的，知道她一夜未眠，心中真是難過。
他因此提早學會了體貼。他記得小時候一次聯絡簿幾天都沒有簽，因為父親，根本沒法溝通。但是當老師問起他為什麼。他竟然回答：「因為爸爸想家，心情不好。」
徐瑞憲的父親認為自己讓孩子讀到國中後，他們就該學著自立，因為父親自已也是國中畢業。他的大哥國中畢業後進了軍校，當職業軍人，二哥國中畢業，後來成了水電工。大姊國小畢業就去打工，早早就結了婚。二姐是與他最親最親的一個，想辦法讀了基督書院，到了三年級休學去工作。
「我那樣的家庭，家人與我從來就沒想過我會讀大學，更沒想到我後來會到法國留學。」徐瑞憲說，自已從來就不喜歡讀書，覺得讀書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反正自已的生活也不會因此更好些。從小就是如此，成績總在及格與不及格邊緣打轉。國中畢業一直混，中間因為不想讀書還休學了一年。在外頭混幫派，時常出去打群架，當時家中自己藏著一把武士刀，就是隨時都做好準備。畢業後也不知道作什麼，便去讀軍校。
當時他進人空軍機械學校，先前必須先到雲林虎尾接受軍訓三個月，這三個月的人伍生活，對他影響很大，「一直處於不定狀態的我首次面臨紀律的訓練」。
他說，短短三個月的人伍訓練，將自己性格底層的韌性激發了出來，也許是因這層因素，日後在面臨創作問題時，總會撐到將問題解決為止。不過，在軍校待了幾個月後，才發現原來軍人生活並不是外在的英挺而已，自已很可能在軍旅中待上一輩子，最後以老士官長的模樣終結。「我很確定那不是我要的末來。」
加上身為空軍飛行員的大哥極力勸他離開軍校，不願意見到弟弟因為家庭的因素從軍，變成和自己過一樣的生活。於是，讀了快一年軍校的徐瑞憲休學回到家中，回到原來的茫然狀態，到處打工。
他說，反正從國小開始家中的每個小孩都得在外頭打工，像是兩個姊姊每天上學前必須先去送報，自己國中休學的時候去清潔公司打工，打完工就回去等媽媽回家。也曾到建築工地當工人。離開軍校後，自已在電子工廠當電路裝配員。「現在想起來，後來會作機械藝術，好像是那時候的生活經驗一點一滴有脈絡可循的。」
另外，由於媽媽自民國五○年代起就開拾荒，家中的小孩也常常隨母親到處去 撿破爛。「像是撿紙、撿廢鐵呀這些可以換錢的東西。」他說，還記得有一陣子電視製作公司每天都會丟掉很多映像管，兄弟姊妹每天晚上就和媽媽一起去那家公司撿那些壞掉的映像管。有時候為了留紙箱子，必須搬一大箱東西，兩個孩子幫著媽媽在後頭推著走。
「還有一次很偷快的經驗，當時不是有很多建築工地，都沒有圍起來的。一天晚 上我們家兄弟姊妹一起摸黑去工地，每個人手上拿一個吸鐵蹲在工地吸鐵釘，一直吸一直吸，一共吸了兩個麻袋的鐵釘唷，回家的時候我們都好高興。」
當了好一陣子的電路裝配員，徐瑞憲的大哥一次放假回來見到弟弟每天在電子工 廠打工也不是辦法，問他為什麼不試著去考復興美工。徐瑞憲第一次想到畫畫這 事，覺得很遙遠模糊，但有個方向逐漸顯現。
於是他白天繼續在電子工廠上班，晚上則到畫室學畫，從素描開始學起。當時距離入學考試只有兩個多月的時間，有時候工廠加班，到畫室的時候其他同學都下課了，自己待在畫室畫了一整夜，有時則是自己望著空蕩的畫室發呆一整夜， 第二天又趕去上班。
沒想到當初進畫室老師對他說希望不大的徐瑞憲，兩個月後竟以術科第一名的成績考上復興美工。後來他考上了文化美術系。
徐瑞憲的二姐就是在他考上大學那年自殺的。
徐瑞憲從小就與二姐最親，特別有話說，情感上最是契合。記憶中兩人總是聊個不停，第一次過生日也是二姐為他過的。
她二十歲那年卻因情感事件自殺。原因是她愛上了一個男子，愈愛愈痛苦。「後來我才知道，她覺得那個男的很像我的爸爸，過去家庭的痛苦回憶與愛情的不安定混在一起，二姐決定與那個男的分手，但是自己卻過不了這一關。」
她在自己房裡喝了農藥，後來可能是因為農藥灼傷實在太痛苦了，她巍顫著從房裡出來，家人趕緊送她到醫院急救。她昏迷了三天後死亡。在醫院昏迷的時候，家人又趕緊回到家裡清理所有可以典當的物品，拿去當鋪換錢籌醫藥費。
徐瑞憲陪昏迷的姊姊進開刀房，親眼見到她的食道燒成腐爛。她在醫院中昏迷，一度醒來，曉得自己為家人帶來麻煩，奮力地扯掉插在身上的管子想死，醫院及時阻止，只好將她的雙手綁起固定在床上。於是她醒的時候只能靜靜地流淚，食道灼傷不能言語。第三天白天，徐瑞憲去醫院看她，握著她的手對她說話。徐瑞憲對她說：「以前那麼多苦我們都過過來了，這一點苦算什麼！我們姐弟倆還有許多事要去做呢！」
然而，她只是一邊流淚一邊對著他搖頭。他以為她搖頭是因為疼，要她好好撐下去。他記得之後他走出醫院，太陽好大，刺進眼睛。
當天晚上醫院通知徐瑞憲家人，二姐過世了。「我才知道，二姐 之所以一直搖頭，是因為她知道自己要走了，來不及了！」
他說，很多事自己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像是聯考之前二姐的情感已經繃到自已無法承受的程度，但是因為自己忙著準備考試與打工，相當忙累，那段時間沒有什麼機會和二姐聊天。二姐也許也不願意讓他擔心，因此根本沒和他談到自己的問題。
徐瑞憲說聯考自己的學科考得不好，心情也低落。一天他在家中和二姐聊天，她有感而發地談到：「像我們這樣的孩子，特別敏感，感情對我們而言殺傷力也特別大，要我特別注意。她也安慰我，就算沒考上大學也沒關係，她要努力工作讓我去法國讀書。」
「不過，就在那幾天我因為學科成績不好心情低落，和她吵了一架。沒幾天她就自殺。我一直想，是不是因為連我都和她吵架，她覺得我們這個家連一點溫暖都沒了而失望。」
「她並不知道後來我的術科考得很好，也考上了大學。」徐瑞憲說，二姐死後他接到錄取通知，這個家中竟然有人可以讀上大學，但是自己心中卻一點感覺都沒有了。
因為這個打擊，徐瑞憲上大學一直心情很封閉，加上學校的教學方法讓他覺得無望，什麼都學不到。大三那年他決定休學，打工存錢。
「我要去法國唸書。」他說。
那段期間他還是到處打工，也曾經在酒店當服務生。「說也奇怪，我的外在條件可能是那群服務生中最差的，但那時候我是最受歡迎的，時常有大哥點我去服務。小費自然也多。」他說：「面對那樣的客人與環境，自己的服務為什麼最傑出，可能是因為我連服務的時候，都能夠在那樣的情境，拿真性情去對人吧。」那陣子他將自己賺來的錢存在酒店拿回的空酒瓶內，以至於去銀行存款時，拿出了一堆錢都是酒味。
另外，約是二姐過世一年左右，一次徐瑞憲回家時又習慣性地忘了帶鑰匙，在六層樓家外他又重施故技打算從陽台爬進屋內，不料卻從六樓頂樓摔了下去。「那一剎那我想我完了。」沒想到他摔到下面掛在別人陽台，手腳斷裂受重傷，意識卻清醒。「我聽見我媽媽在頂樓喊我的名字，我知道我沒死。」他說，療傷了大半年，經由這次大難不死的經驗，他覺得是老天要自已繼續堅強地走下去的。
家人支持他要去法國的決定，大家拿出錢加上徐瑞憲自己打工的存款，湊出他到法國的學費。也因為經濟很緊，他在法國四年將自己生活的花費需要壓到最低最低的程度，生活的拮据、語言不通，加上隻身異地的失落感。可是，只要想到家人的期待，他就咬緊牙一定要在四年內讀完大學。
「有那麼一兩次，身上一點錢也沒有了，家裡的錢還沒到，我不願意去催。真的餓了，晚上去法國麵包店的垃圾中，撿他們那種作三明治切剩不要的麵包邊吃。」
在法國的日子徐瑞憲將自己的每一份能量都逼出來，他拚命學習所有關於創作的知識，投人機械藝術的摸索，進步的快速讓同學十分吃驚，但是那種幾近沒命的投入也讓人擔心，甚至校長要校工去把教室鎖起來，以防徐瑞憲又熬夜做作品，不肯睡覺。「我沒有時間的，多浪費一分鐘，我家人負擔就會更重一些。」在他的努力下，他果然四年讀完大學學位，機械藝術的創作也獲得肯定，畢業後他立刻回台灣。
「不過，有趣的是，就在法國那種情況下，我了解了我父親那種隻身處於異鄉的悲哀。」
徐瑞憲說自己的作品完全就是自己生命情境的反射。也是某種拾荒吧，他習慣將生活中點點滴滴的記憶、善意或是他人不經意地、認為不重要的片段放在作品中，將人的淳厚注人那些金屬機械電子線路之中。
他的作品《童河》便是六十四艘陶燒成的白色的紙船，在機械的節奏控制下，在展場中來回地依和緩的韻律游動。他說自己小時候喜歡在家附近的小河摺紙船放船玩，自己第一艘模型船，就是二姐打工買給他的，船與自己生命經驗相連。《相對．論》中，桌面下男鞋與女鞋的踢踏對峙，正說明了自己的女性觀點。《祕書小姐》打字機與玫瑰花的組合，是他對留學期間對自已幫助許多的法國女性致意。
而他的作品《作家的船》對他來說是轉捩點，雖然結構相當簡單，但這是他的第一件機械藝術作品，是他在法國留學時期研究許久做出的，因此他對這件作品最有感情。象徵作家的筆的羽毛在海上猶疑，正像是創作者在構思創作時面臨的傍徨心思。
「創作可以是生命的拾荒吧，從這些機械、金屬以及情感的片段中，嘗試著去印證人與人的情感，拼湊出人的意義。」
「女人在我生命中佔有重要的影響力。我的媽媽、姊姊，我生命中的女人都是最受苦的。我不完美，我也偷過壞過，但我就是見不得女人被欺負。」徐瑞憲說，也許是因為自己的成長背景，特別不能忍受見到女人被遺棄、被背棄，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成為朋友眼中一個奇怪的人，因為自已那種莫名的正義感，會不定時地迸發出來打抱不平。朋友覺得他很怪，揉合著寬厚與暴躁兩種性格。
「像是一次我還在讀文化時，上學途中見到路上一個男人正對一個女的吼叫拉扯，我想都沒想就衝去揍那個男的，兩人打得渾身是傷。到了學校同學見到我的傷及血，問了原因，好奇地對我說，有沒有想過那可能只是一對情侶在大吵。」徐瑞憲說：「也許有可能吧，我這才發現我根本不知道那一對在吵什麼，或是那個女的是不是被欺負，當時就是一股血衝上來去揍人。」
「我在外面血氣方剛，對打我的爸爸卻從來沒回過手。他打我，我躲或擋，不知道為什麼卻堅持不回手，卻把這股怒氣發到外面。直到我上了大學，甚至法國回來，他還是會動手，只是因為年紀大了次數少。」
媽媽的辛苦、二姐的過世後，徐瑞憲的大姊在前幾年也因之前喉嚨開刀傷口受到感染，引發敗血症過世。近一年前，身體狀況不好的父親住進安養院，家中回到平和的原點，與父親的互動也好轉。「對於現在我們的生活回到最單純的狀態，我很惜福。」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身邊的女性只剩下媽媽一個，徐瑞憲十分珍惜媽媽。
「我媽真的很有趣，在我們這些孩子眼中她像是活在現代都會的古代人。」徐瑞憲笑說，他們家住在信義區，媽媽竟然在頂樓燒柴火，家中並不是沒瓦斯，但是因為他的母親年輕時總是一早被叫醒走很遠的路去撿柴，總覺得柴火是很珍貴的物資，因此還是維持燒柴的習慣。但怕鄰居發現她遂築了圍牆遮起來。
徐瑞憲的媽媽有一陣子在敦化南路辦公大樓附近賣便當，見到另一位歐巴桑挑著扁擔到這商業區來賣菜。回去對孩子們說著笑著，笑那賣菜的女人真是占代人哪！兄弟們聽了媽媽的話全笑出來，「沒想到古代人笑別人是古代人哪」。
從法國回來的他，目前在大學兼課教書，也在畫室教畫，在工作室進行創作，是頗受好評的新秀藝術家，他也常抽出時間陪媽媽一同去撿破爛，像小時候一樣，與媽媽一同走很遠的路到處去拾荒。
「直到現在，我還是常想起二姐，想她想到流淚。」徐瑞憲說，但是那份心情已從當初的悲傷轉為感激。
「我的二姐很漂亮，在我心中她是永遠的美女。」他說：「其實我一直覺得她還在我身邊，而且那種感覺愈來愈強，我感激她曾經陪我走過一段，也感激她末來還要陪我一起走下去。」
「你知道嗎，在這些冰冷的金屬當中，我總是能觸碰到一些溫暖。」徐瑞憲說。
註：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297期（2000.02新世代藝術家群像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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