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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年展vs.亞洲─關於國立台灣美術館「亞洲雙年展」的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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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謝佩霓
繼1999年台北雙年輾轉型為國際規模屆滿十年之後，國立台灣美術館甫推出的「亞洲雙年展」，自然是備受萬方矚目。
據悉經費預算與台北雙年展相當的這個雙年展，以閩南語的傳統問候語「食飽未?」挈題，起用了館內培養的研究人員擔綱策展，歷經多次的海外選件，網羅了亞洲以及歐洲、澳洲的38位藝術家，在堂皇館舍的主要展覽空間中，展出了包含平面、立體、錄像、裝置在內共計78件的當代亞洲藝術品。
「亞洲雙年展」展現了台灣唯一一座國家級美術館旺盛的企圖心，以「全球視野、區域比較、本土行動」為展覽策略定調，力圖以代言亞洲當代藝術躋身國際。
英國藝術史學家Edward Lucie-Smith主張，二次大戰之後，由於深知戰爭之不可行，國與國之間的激戰，遂由大型的跨國運動會與國際展覽會取而代之。沿襲萬國博覽會的傳統，國際雙年展的沿革當以1895年的威尼斯雙年展(Bienale di Venezia)為伊始。自此而往乃至於1980年代的近百年間，以國際為訴求而集中於歐、兩洲舉辦的雙(多)年展也不過17個。
不過當時序進入20世紀的90年代，雙年展旋風忽然席捲世界各地，至今依然進行中的國際雙年展，居然已經激增到了60餘項。近年來儘管國際藝術視聽普遍批評雙年展過度氾濫，而面對網路傳播無遠弗屆，也質疑雙年展實際成效可否被超連結取代的當下，各地究竟是否必要搶搭雙年展列車，但是雙年展的出現在21世紀初依然前仆後繼，呈現有增無減的態勢。
而新興雙年展增加最密集之處，非十多年來經濟勃起的亞太地區莫屬。亞洲為何一呼百諾般地響應風潮製造「雙年展奇觀」(Biennale Spectacles)雙年展? 澳洲亞洲藝術史學家姜苦樂(John Clark)認為，雙年展方興未艾的現象具現了處於後殖民時期的亞洲「將歐美帶到亞洲的企圖」。
筆者基於對亞洲諸國是否存在後殖民情結有所疑慮，偏向爰引2006年雅典雙年展的論述闡釋之: 「雙年展及定期舉辦的大型展覽，乃藝術生產與發佈的體系統的主要部份。而雙年展也是國際文化工業中的一種經濟策略與發展城市的工具之一。」換言之，雙年展如今已經發展為一種用以行銷主辦城市、標舉推動藝術發展、擺脫文化壟斷以及建立國際形象的特有藝術機制。
作為亞洲的一份子，面對全球化的壓力，跨國商業化的入侵，處境邊緣化的威脅，也難怪根據報載，國立台灣美術館館長薛保瑕會作此堅定表示:「我們覺得是時候了！…沒有再拖延下去的理由！」
只是本展令人困惑之處，莫過於雖然以「亞洲」之名高調進行，從策展論述、藝術家的採樣、作品選件、呈現方式等等，似乎卻都刻意規避了提出討論亞洲相關議題的觀點―何謂亞洲?亞洲的疆界或者藝術疆界何在?亞洲性何為?誰能代表亞洲?亞洲或者亞洲藝術的當代性何如﹍等等。若然，不禁想提問:與其以呈現亞洲為上位計畫而失之高蹈，會不會反倒不如循多數案例名之為「台中雙年展」或「台灣美術館雙年展」更貼切?
在許多集結了不少亞洲國家代表的國際交流場合中―不論是研討會或展覽會，參與者屢屢被迫亦或自覺地發現，其實一概被統稱為為「亞洲人」(the Asian)的我們，其實極少以此自稱。
畢竟，一直是以民族誌為典型發展的亞洲國家，亞洲的各個自治區，各自按本身的文脈---無論是本著自然、地理、歷史、文化、交通、政治、經濟何種涵構是尚，其結果是發展出了不一的歷程與獨到的議程。
從1998年起，出於不願意被別人定義為「他者」的動機，有關亞洲主體性的議論甚囂塵上。每當在亞洲談論「亞洲」，不僅僅只意謂著標舉出不同於或不等同於西方，擺脫二分法(dichotomy)暗指的二元對立思維立場的宰制，往往更是指稱超越西方概念下的亞洲，大有藉此重新定義亞洲概念的企圖。
或許關於「亞洲」的定義，既非薩伊德(Edward Said)所謂的「東方主義」的亞洲，也不會是日裔美籍經濟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描述的「民族主義」的亞洲。
誠然，定義亞洲的命題好比定義藝術一樣難以成立，因為藝術與亞洲的當下一概處於變化狀態，不結合歷史文化聚焦勢必難解。然則亞洲作為「共同體」的假設，一如「西方」具備同質性的概念設定，亦復提供了彼此交流的基礎。意即唯有在亞洲內部討論亞洲各國彼此之間的差異性，才可能促成其他的交談的可能。
至於相互遇合交會論證之後，能否有助於亞洲自明性(identity)可以愈辯愈明，從而建立起共命的共識，形成「大亞洲」(Big Asia)、「泛亞洲」(Pan-Asia)的聯盟，甚至是儼然成型的「亞太」(Asia-Pacific Rim)區域聯防，倒是其次的考量。
如此一來，本次國美館策劃的「亞洲雙年展」，或許可以視為眾多「亞洲的聲音」或曰「區域的聲音」之一。而且館方即使力主疆域化為亞洲區域問題發聲，同時也在自詡出發點不止侷限於由亞洲本身出發的前提下，透過在展出中納入長年寓居亞洲的西方藝術家以亞洲為題的作品，嘗試提出疆界的定義也不需僵化的主張，表態突顯一切關於當代亞洲的普遍關懷，絕對有其可貴與可取之處。
不過，即便探討出通行於亞洲各地的「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有其必要，然而著眼探求共性共相時，恐怕也不宜落入本質化的概念。那麼認定台灣農業時代遺緒的地方性問候語「食飽未」，堪足為將亞洲性具體彰顯的箇中典範，是不是稍嫌莽撞?畢竟每個個體均得以其特殊語言來表述亞洲。而假設其誠屬同質共相成立，試問過去十年間，台灣當代藝術創作中，也不乏如莊普、曲家瑞等人直接以「呷飽未」為題而為人知的代表作品，又何以成為遺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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