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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圖騰符號的世俗化——梅丁衍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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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裕祥
二十世紀初期，自從杜象對作品的表現方式，改用日常生活中的「現成物」來直接呈現個人在創作上的觀念之後，從此，改變了西洋美術史在傳統上受制於畫布素材的手繪局限，也拓展了美術史對「藝術」更為多義的定義。其中，藝術家對社會積極介入的藝術行為與其藉著各種「媒介物」所要傳遞的觀念本身，便成為現代主義裡前衛藝術家對藝術思考的重心所在。
七○年代台灣的社會環境，仍籠罩在軍事戒嚴時期的政治低氣壓氛圍裡，連帶著當時學院的美術教育，也只能在古典寫實、鄉土寫實、照像寫實等屬於基本技法臨摹訓練上的打轉——以便在對靜態景物精確的複製後，達到一種自我物化的過程與對真正現實世界的遺忘。
一九七七年梅丁衍自文化大學畢業時的作品，已從當時超級寫實的校風中，開始走向帶有個人潛意識傾向的超現實寫實主義的風格；這也是他個人對自己長期生存在台灣泛政治化的教條時空裡，開始在意識型態上對現實環境產生了種種的質疑。而這種帶有個人主義色彩的懷疑精神，剛好讓他從杜象以「現成物」向傳統美術史對藝術本質重新思考的挑戰中，找到了在創作上新的銜接點。因此，一九八○年梅丁衍在台北的首次個展作品，便融合了達達嘲諷式的社會批判精神／馬格利特超現實的夢境構成／杜象對「現成物」觀念性的呈現手法——一種屬於早期現代主義前衛藝術的實驗性風格，作為他在創作媒材上積極轉變的開始。
八三年到八八年在美國的作品，梅丁衍以日常生活中已喪失實用價值的廢棄物件，作為他在平面性繪畫格式中並置隱喻的直接使用，從而賦予了「現成物」第二層個人象徵的語境。這也是八九年以後，梅丁衍對「現成物」的看法，已有了不同於杜象對「現成物」的單一行為／觀念的揭示意義——此時「現成物」自身所形成的純粹符號語意的概念，便成為他在語言學上多義圖象思考的重心。
而這次在「誠品畫廊」的九○年後作品展，梅丁衍延伸了「現成物」符號語意的政治性指涉，主要是以兩岸政治圖騰的視覺符號，呈現中國近代史國／共政爭下的歷史陰影；去探討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鬥爭下所導致中國分裂的悲劇，也是對人民處在政權鬥爭下人的荒謬存在的無奈反諷。其中，以印象派日出／日落的技法，描繪出台灣近代史歷經日本總督府與國民政府遷台後權力核心的象徵符號——總統府——作為這場無言的惡夢的總結。
從梅丁衍九○年代起對藝術語言與政治符號之間有意無意的運用解構並置的表現手法，他意圖使政治圖騰披著令人過分敬畏崇拜的神聖性外衣世俗化；而這些帶有達達式的諷諭性作品，它最後所要傳達的理念，無非就像他的作品之一「民權主義」的烏托邦羽翼一樣，期望有一天能真正的落實於兩岸的政治實體之上。
(雄獅美術1992年12月26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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