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顧世勇
「檔案消失」在數位時代是大家經常會遇到的事，這種冷不防的驚嚇、懊惱是來自「非人」的絕對異己。然而，相反地，這個展覽所欲指出的「檔案消失」卻完全是出自「人為」的因素。 當我們決定一件作品最終是否進入藝術史檔案、決定一件作品的藝術價值評斷、確立一位藝術家的歷史聲名，究竟是什麼? 尤其是在藝術作品的評價過程中，一個與掌握詮釋權的權力主流分道而行的藝術家，無論其置身於權力外圍的緣由歸因為何，藝術家的「藝術政治正確性」究竟多大程度地決定了其藝術價值詮釋之正當性?
在台灣藝術史的書寫中，我們不難察覺有兩種現象：一、經常是先著墨在台灣殖民史、國族認同、本土意識、政治事件等議題，而藝術作品只能在這些議題框架下才會有意義；二、常以西方現代主義的發展脈絡來檢視藝術作品的形式風格，而鮮少有人直接面對作品本身的美學問題。雖然創作這件事是內在、外在，跨地域彼此交互影響下的集體文本，但也不能偏頗地只將外在的因素視為是論述的重點，而忽略了藝術主體內在的能動性及其如何以感性出場，直指另一種歷史的真相。我們不也經常在藝術作品中發現比歷史書寫更為重要的真相嗎？這就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謂藝術揭露一個「至真世界」的真諦。
「闃然無聲」，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可以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這個展覽的展出作品。這些表現不凡的作品都來自廢棄的老宅或從古物店、跳蚤市場所尋得，它們的作者及年代不詳，展場中的它們以一種失去身分及時空座標的方式回眸凝視著我們。雖然作品的形式風格似乎多少給出了一些其所屬時代的線索，但這終究也僅只是猜測。然而，這些失名的作品與它們的創作者、所處時代之間的失聯狀態，卻幸運地使得我們得以澄明而單純地如同以一雙「未曾遭受過污染的眼睛」看待著它們。此時，我們雖無從關注藝術家的生平背景、人格特質、歷史意義，但我們與作品的關係卻也同時變得前所未有地純粹。 藝術史檔案的形成也許比我們所想像的還包含著更多的政治性，我們感嘆於主流機制的篩選中所可能存在的諸多誤判。在這個展覽中，那些幾經時間淘洗後仍被救回的佚名倖存作品屬於過去對於現在所作的警示，而展覽中同樣展示的那些「極可能發生於未來」的佚名作品則是一種現在對於未來的預警。
(關渡美術館個展｜ONE PIECE ROOM 2014.12.26-2015.02.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