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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身體記憶—徐瑞憲作品中的機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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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晴文
機械已死？
19世紀末，機械時代的來臨將人類的生活及視野帶入一個新的世界。1889年，當艾菲爾鐵塔樹立在巴黎，人們的視界不僅是仰望，並且有了俯瞰的可能。伴隨著工業的迅速發展，新城市興起，那是一個個由機械構成的環境，人們的生活經驗漸漸改變；在世紀末與世紀之初交界的幾十年間，科技日新月異，發明創造的速度快得異常--20世紀的人類，已然習慣於以機械代替人體肌肉工作的生活處境。
藝術家對於時代氛圍一向敏銳，正當機械以一種快速準確的姿態介入人類的生活，1902年2月，馬利內提（Marinetti, Filippo Tommaso）宣告了未來主義的誕生，他們堅持「藝術家應該背棄以往的藝術和傳統程序，而著眼於發展中工業都市裡那種生氣蓬勃的熱鬧生活」（註1）。他們對於「過程」而非事物本身的強調，也影響了稍晚的構成主義及其各個分支的藝術流派，甚至是達達派以及超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創作，與機械、速度相關的不只有理念，在媒材的取用上亦是相當普遍的。機械所代言的是完全的美，從速度感、現代感，一直到世界大戰後人類驚覺機械竟可以摧毀一切而產生的有關「毀滅」、「虛無」的聯想，都曾是藝術家看待∕取用機械作為藝術創作元素所指涉的內涵。
20世紀末的今天，談論「機械時代」難免沾染懷舊的色彩，像是看一部黑白電影一般的夢幻。後工業以及資訊時代早已來臨，電子取代了機械成為如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藝術家的創作媒材不再限於平面，電腦技術的使用成為新的趨勢。藝術評論家羅森柏格（Harold Rosenberg）甚至早在1960年代便宣告了機械時代的結束，他視丁格利（Jean Tinguely）的作品「向紐約致敬」（Homage to New York）為「最適合作為一個記錄機器時代終結的紀念碑」（註2）。
但是，機械在世紀末的今日再度被藝術家所選用，它的生命並不曾真正的結束。機械帶著文藝復興一般的復古情愫，再現於藝術品的創作。
徐瑞憲的作品，運用一個個單一零件焊接組裝而成，每一個螺絲與齒輪都是藝術家精心的安排。精準地計算是必要的，每一處的接合，每一個轉動的角度都必須準確無誤；設計及裝置過程的緩慢，超乎現今速食時代所能容忍的限度，看來不合時宜的堅持，卻是與流行趨勢背道而馳才有的詩意。
機械不再完全的冰冷無感。透過這一遲緩的生產過程，醞釀生命的情緒，隨著作品展現的樣態，機械轉動的同時，也就可以聽見它的心跳。
模仿生命
1960年代，科學研究者提出一門新興的學科，是一種「仿照生命系統的，或在某種意義上表現生命系統特徵的，或那些與生命系統相似之系統」（註3）的科學，名為「仿生學」（Bionics）。仿生學對於生命系統的結構性質、能量轉換、信息過程進行研究，目的在於了解生命活動的本質及規律，建立科學的模型及理論，以改造現有的或創造新的工程技術系統。簡而言之，這是一門向生命系統學習的科學--諸如研究鳥翼結構應用於飛行器的製造，研究蝙蝠或海豚對於信息處理的能力應用於雷達的技術，研究蜂巢結構應用於建築工程--皆由仿效生命系統而得到啟發。
生命的存在即是無限的可能。生物體的構造是奇妙的連結，科學家們致力於人類生活的改善，從「生命」本身的機能求得靈感，應用於機械的研究開發，創造了仿似真實生命的機能；藝術家靈敏的心和手，把對於生命的肯定及體認轉化為藝術品，讓作品訴說生命的故事。
突出於牆面的透明半球體，裡面裝的是金屬、馬達、滑輪所構成的複雜組織。按下按鈕之後，其中的裝置便會大幅轉動，呈現另一種樣貌。作品「孕生」在外形上暗示了母體的飽滿，未知的生命茁長其中，機械的裝置似是人體錯綜複雜的血管筋骨，真實地構成生命體的存在。機械的組件模擬人體的情狀，尤其在母親腹中一個形似胎兒的模糊狀態以金屬材質表現，相當矛盾卻又傳神。
一艘艘陶製的小船，模仿寫滿習題的作業紙折疊而成的紙船，用連桿連接，以馬達與滑輪帶動，「童河」一作像是孩子的遊戲，在河邊實現航行的夢想。馬達細碎連綿的轉動聲，配合著船身的搖動，蜿蜒在地上的電纜也變成流動的河水。機械的細瑣精密，在支撐船身上下搖曳的連桿上可見一斑，流暢的韻律感是整件作品的精神所在，河流的意象藉著機械的表達，竟有著令人驚奇的柔軟質地，金屬材質外表峻冷，但流瀉的情感是溫熱的。
作品「相對‧論」在長板的兩端之下各置一雙男鞋及女鞋，隨著作品紅外線感應器的啟動，兩雙相對的鞋子踏著速率不一的步伐，相互對話。每踏一下，堅硬的鞋底敲擊地板的鐵片，發出鏗鏘的聲響，此起彼落的踏步聲似乎從來沒有交集，隱喻著男人與女人千古以來相互對立卻又不斷尋求溝通的慣性。運用鞋子擬人，步履不疾不徐，雖然以機械控制活動，但兩人四腳的敲擊速率無一相同，增加了對話的真實感。
打字機、粉紅色的椅凳、眼鏡、揮動如筆的羽毛，這些片段構成「秘書小姐」整體形象。隨著感應器的啟動，打字機不斷被敲擊發聲，粉紅色的矮凳上面放著一朵鮮紅玫瑰，機械的裝置使得椅子也定時地轉動。在不停地敲打與轉動之間，秘書小姐「機械化」的動作雖然僵硬，但紅色眼鏡所透露的個人形象，以及豔紅色的玫瑰卻軟化了機械的冷酷，青春就在不斷的轉動中流逝。這一秘書小姐的形象也是相當古典的，打字機的陳舊使她帶有「非現代」的況味。
利用偏心軸的原理，徐瑞憲將腳踏車輪框以卡榫接合羽毛，當輪軸轉動時，周圍的羽毛便會舒緩地開闔，像是握在作家手中的筆，來來回回不斷書寫；在搖筆的同時，創作者的思緒和生命都在這緩慢的過程裡躍動，這一件「作家的船」以精密的機械構成抽象的語言，溫柔又準確地表達作家或藝術家屬於創作的生命情調。
總觀徐瑞憲的作品，機械的使用是為核心。在此時觀看「機械」這一媒材，除了冷靜、準確之外，古典的氣質應是最為特別者；機械之外，羽毛、打字機等現成物的使用也增加了懷舊的氣氛。顛覆機械本身所帶有的特質，徐瑞憲取用可能是最冷的材質來表達最溫熱的「生命」主題，不但發揮了機械精確密實的內涵，也開發了屬於機械的軟性語彙，兩者的結合使作品在生命主題的表現上更具張力。
開放的身體記憶
由機械所構置而成的生命狀態，是藝術家個人生命及身體記憶的呈現。自生命初始，身體所經驗的種種都將儲存為記憶，並且是相當個人的。徐瑞憲的作品，可以視為其個人生命經驗的切片；生命的可感，來自於身體的真實參與。
從個人體驗出發，抽象的記憶藉著機械裝置的律動又如真地活了起來。原本屬於個人的生命經驗，一旦轉化成為作品，被置放在開放的空間之中，一切貼身細微的記憶就會走出個人的小軀體，甚至期待他人的介入與共享。展覽場中，所有作品都需要觀者的參與才能完整地呈現，無論是刻意地按下按鈕，或者無意地觸動紅外線感應器，作品的生命狀態才得以彰顯。創作者交出自己身體所擁有的記憶，是一個由內向外的過程，所有的作品都是記憶的再現，在觀者參與的同時，也進行彼此記憶的相互對話。
徐瑞憲以機械仿生，藉由機械的裝置、馬達的牽引構成作品的生命跡象，轉動或是敲擊的運作模式，模擬了生物「活動」的本能。機械周而復始地運動，基本的維持生命狀態，不僅是外型的轉化，也不僅僅是機械的連結，是一個有機生命體的呈現。記憶及情感的輸入，使得作品不但在表象上模擬了生物的真實，內在的情感部分才是更為動人的所在。
「孕生」所蘊含的生命能量，飽滿地藏在看似不堪一擊的透明罩之內，透過外殼看見沉重複雜的腹中物，渾沌卻有力地存活；「童河」的天真自由，是童年歲月的記憶；「相對‧論」的性別對話，是對於兩性關係的回應；而完成於國外留學生涯的「秘書小姐」以及「作家的船」兩件作品，藝術家更以每日返家途中拾得之物加入作品，其中累積的過程構成經驗的部分，此二件作品所處理的生命情態也較具有時間性，「秘書小姐」的詼諧當中帶有年華老去的淡淡哀傷，「作家的船」緩慢拖曳的步伐對照於創作過程的煎熬，輕盈的羽毛變得沉重，行走的步履蹣跚就像走一段嘔心瀝血的路程。這無疑是相當個人的記憶傳達，即便如此，經過此一向外開放的過程，個人的回憶及經驗不但撞擊自己，也同時對觀者造成衝擊。
未完的機械生命
儘管當下的環境對於機械早已不覺新奇，包括藝術品的創作，在裝置藝術風行的今日也鮮見如此執著於需要精密計算且組裝繁瑣的創作。隨著時代的轉變，機械已非當今的情調，聲光電子媒體讓人目不暇給，人們樂於這樣的生活，壓縮所有的時間和空間，在最小的投資中得到最多的效益。在此時，回頭觀看昔日的機械時代不應只是耽溺於一種緬懷的氣氛。在徐瑞憲的作品中，可以看見以機械作為媒介的表現手法同時保持了機械本身理性精確的特質，也以一種軟性的姿態陳述了藝術家所欲表達的主題。材質本身並無所謂過時與否的問題，如何成功地運用材質本身的特性，甚至開啟既有答案之外的可能，就是作品迷人與否的關鍵。
1960年代的丁格利，利用廢鐵組裝機器，他了解所有技術和機械，無論是製造無意義的機械裝置或者自行摧毀的巨型機器，激進的態度使他的作品有如一部黑色喜劇，在當時虛無的年代裡成為代表的一員。他的作品是完成也是毀滅，在工業發展至盛的年代裡對工業提出諷刺的回應。相較於丁格利，徐瑞憲的作品在工業時代早已遠去的今日，以機械及現成物的組合說話，沒有感染世紀末的焦躁氣氛，而是回溯生命的過往，以機械的語言處理細膩溫熱的生命主題，機械的意象更為豐富。遠離機械時代，徐瑞憲沒有丁格利的激情，他的作品不在批判，而是運用機械作為語言，在它轉動運作的同時將個人對於生命的情感輕聲地表達出來。
機械的生命並沒有結束。在不同的時代情境下，人們以不同的情感對待之；藝術家選取機械作為創作的元素，成為藝術思維傳達的媒介，在不同的時空中展現不同的情態。在藝術的世界裡，機械還有持續的生命力，在新興媒材傾巢而出時逆風飛行，是否還有更多的可能，是相當令人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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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Herschel B.Chipp,《現代藝術理論Ⅰ》,余珊珊譯.台北:遠流出版事業,1995,頁407.
註2 Harold Rosenberg,《拆∕解藝術》,周麗蓮譯.台北:遠流出版事業,1998,頁156.
註3 葉家明,《社會仿生論》.香港:中華書局,1992,頁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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