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晴文
Chang Chi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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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宏╳藝術到底要做什麼?
 
文 / 張晴文

●生命裡的一個事件

 大學時代,高俊宏和同輩的創作者們開始以身體進行創作。有別於長期以來的訓練,原因來自於「對平面操作、對視覺語言的貧乏感到愈來愈不信任。」高俊宏說:「我們質疑材料過度地間接,所以開始用身體執行計畫。最大的出發點就是對於媒介的不信任。我們認為媒介就是一個語言,而它久而久之卻變成大家談論的主要內容。當時我感到厭倦,覺得『做藝術為何只有這樣而已?』所以才會有跳脫的行動。」當同儕多在創作的技術面上鑽研,高俊宏直接以身體投入環境,他相信「相對於關在裡面的人,會有一種張力出現。」

 1995年起,高俊宏持續以行動為主的創作。「社會化無聊」(1997)等作品,被他定位為一種學生的摸索。「我認為自己應該不是使用身體創作的人,因為先天上對於身體的掌握其實是不好的。我沒有表演慾,也沒辦法表演。有的時候也會懷疑自己,當初幹嘛不一直畫畫,或者尋求其他間接出場的方式就好。但在那時候已經感覺到一種迫切感,應該要有一種東西來打破形式語言,所以逼著自己有所行動。」

 最初的行動,身體是有點彆扭的。1998年的〈再會,我已從此離去〉,高俊宏在住處裝置完一個裝有輪子的物件「地心號」(180×20×80cm),半夜十二點牽著它搭著平快車前往台南,這是他第一次執行長程創作。一路上不斷問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整個過程很緊繃。你知道沒有人理你,但是自己會緊張,因為看起來就是不太一樣,但又沒辦法解釋我在做什麼。剪票員問我『這個箱子這是幹嘛的?』我跟他說『拍廣告用的』,不知道怎麼講才好。」

 這樣的行動不是表演,卻教人緊張。而行動與表演終究是兩回事,高俊宏說:「行動具有『不可逆』的質地。創作當下的狀態很重要,我把它視同為生命裡一個真正的事件,應該跟日常生活一樣地發生,然後消失掉。假如加入太多的腳本,太多計算,就會和生活有一段距離。所以那時我運用身體時,總是質疑『藝術為什麼要和生活分得那麼開』,搞了八、九年才漸漸清楚。一直到後來做了「泡沫的消失」系列、〈阿普瑞遜—傘〉等,我發覺每個層面的問題都不一樣。早期是形式語言的問題,後來是作者意識過強,也就是作者這個『鬼魂』一直卡在那裡,因此用了很多方式嘗試解決。」

●身體的機制

 生活瑣事與創作之間究竟有多大的裂縫,分際又在哪裡?他說道:「有點像德勒茲(Gilles Deleuze)講的,藝術作品是生命的紀念碑。它可能有一個期間,比如幾個月、幾年,當我一直在思考某件事,我的生活中也反映了這件事。當我在某一個時刻做了作品,它並不是完全被切斷的。除非像謝德慶那樣,一年都在做一件作品,才沒有空隙去生活。但那是他處理方式,而我則是去處理當下的狀態。」

 藝術家的行動與身體形跡被以另一種方式再度展陳,這個再現又能有多少的保證。2004年,高俊宏把多年來的創作集合成一本圖文書《Bubble Love》,「我認為作品不是那麼重要,而是這些創作的樣態,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是我比較重視的。」

 脫離學生身分之後,服完兵役,高俊宏陸續創作「泡沫的消失」系列、〈阿普瑞遜—傘〉。進入社會的經驗,對創作也產生了影響。從對於形式語言的不信任,再到作者鬼影的存在,高俊宏意識到走入身體機制的困境。「在做計畫的時候,不自覺地就會把身體放進去。」不願意身體的運用流於工具化,他說道:「早期的身體相對於那個環境會顯現出張力,但是這幾年我發現相對性逐漸減少了,再這樣單純地操作身體是有問題的。所以未來我傾向用比較自然的方法,讓操作身體的必要性、讓身體出場的必要性漸漸消去。」

 也就是〈阿普瑞遜—傘〉一作,讓他感受到自「社會化無聊」以降的創作到了一個虛無的頂點。「學生時代覺得自己年輕,好像可以爆發點什麼,但是一路上反覆推敲自己、藝術與生活的界定,幾乎推到了極限。從〈阿普瑞遜—傘〉開始,我的身體觀就有所轉變了。我希望日後用比較溫和、善良……別人看起來不會那麼奇怪的方式去做。我的反叛性在某個階段,額度已經用得差不多了,也不是現在沒有反叛性,只是希望創作考慮的層面會廣一點,不是只有聚焦在身體或者是藝術的界線、藝術的形式這方面的問題。」

●從藝術家到人

 〈逆種植〉(2003)階段的身體,還存在一個藝術家的「人形」,後來的〈家計畫〉則有了改變,雖然在高俊宏自認為還是很「ㄍㄧㄥ」的。除了身體淪為工具的危機感,「以前總是希望用實驗來介入這個環境,但是不是有更低調的方法,尋求合作的關係?」這是〈家計畫〉的初衷。

 「當社會認同高一點了之後,發現藝術固然有獨立的一面,但是一直操作這個,是不是反而背道而馳了?本來要跨越界線,試圖和其他層面有所對話,但是十年下來,發現自己的創作對一般人而言仍舊存在距離。」〈家計畫〉仍然充滿對自我的質疑,包括對話的必要性。「後來我持比較肯定的態度,覺得沒有錯,必須要跨出這一步,就好像十年前我跨出的那一步一樣。總而言之,我不可能回到以前的方式創作。

 「現在已經不是學生身分,反而有一個更大的質疑,可能不是單一的藝術和我的生活的問題,或者形式和生活這看起來糊成一團的東西之間的關係,變成我以一個『人』的立場,去思考在這個世界上如果還要用藝術的途徑工作,應該怎樣跟生活環境產生關係?以前面對的生活是比較虛擬的,總認為『藝術』旁邊有一個真實的東西叫做『生活』,但是你不是很清楚那個東西是什麼。現在真正進入生活的那個區塊,就會產生一個問題,也可以說是工作倫理的問題——在世界上做為一個藝術工作者,真正要面對的問題是什麼?這個東西就會比較明確地呈現出來了。」

●生活和藝術的療養

 〈家計畫〉的嘗試,是對某種界線跨越,自此之後像是進入一個療養自我的情況,他以赫塞在小說中寫及的狀態來比喻。「經歷過那些身體的變化,或者生活環境、自己所認識的人的變化,創作的區塊就會跟過去不同。現在已經把自己視為真正在生活當中的人,已經不是單純的藝術操作者。當你生活中已經包覆了那麼多、那麼重的生活,『藝術』到底要做什麼?這是我自己要去調整的,總不能像過去那樣,又去追火車。」

 從學生時代的亟欲跳脫,到後來陷入貨真價實的生活之中,高俊宏自剖並非現在比過去的狀況更難以面對,「學生時代其實更沉重,也可能太虛無,什麼地方都容納不下。那時候的身體真得是格格不入,但又無法與世隔絕,所以卡在那裡,很痛苦。我自己也一直知道有這樣的狀態,所以試圖去左衝右撞,扭出一點空間來。」

 從質疑而來的行動,還沒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一如高俊宏自我分析,對於空間的躁鬱感,讓他處在不斷移動的狀態。藉著不斷離開,才能平息表面平靜卻最不願意妥協的叛逆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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