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彤
Sun Xiao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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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再沁: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
 
文 / 孫曉彤

我一直很想問倪再沁一個問題:如果生命中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會是什麼?

以我對他的瞭解,我猜他會立刻不假思索地給我一個答案,口氣斬釘截鐵、表情堅定忠貞,彷彿這個提問來的正是時候,讓他終於有機會就此宣示其畢生志業—但有意思的是,同樣的問句,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不同的談話脈絡、從不同的人口中問出,很可能得到的答案都不會一樣。「可是你上次不是這樣說的啊!」記憶力稍好一點的人如果這樣質疑。「喔!真的嗎?那上次我是怎麼說的?…我是那樣說的嗎?」我完全可以想像倪再沁睜大眼睛,一副愕然驚嚇的表情:「不是吧!大概是你記錯了吧。」他也許會露出天真無邪的眼神,笑瞇瞇地這樣回答。

就是因為他那雙魚座標準的無辜表情,你很難想像青年時代的倪再沁到底有多憤世嫉俗和惹人爭議。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在1991年4月,他連續幾個月在《雄獅美術》發表了包括〈西方美術、台灣製造—台灣現代美術的批判〉、〈「經濟的」美術教育—台灣美術教育的批判〉以及〈中國水墨,台灣趣味—台灣水墨發展的批判〉在內的數篇批判專文。

原本倪再沁寫這幾篇文章的初衷在於「因為看到當時藝壇的一些特殊現象,所以有感而發」,不料卻無心插柳柳成蔭,引發後續諸多的論戰和筆仗,甚至成為某一些人攻訐的對象。「唉,其實我根本沒那個意思,真的是始料未及。」倪再沁無奈地解釋道;而即便在筆戰引發軒然大波後的同年6月,倪再沁就發表了〈藝評不可為—期待台灣美術的導師〉一文表示自己的「厭戰」,然而他的胸中不吐不快的觀點和手中的那枝健筆終究未曾停歇。幾十年來,倪再沁發表過的、洋洋灑灑的研究和評論,早就讓他成為一位著作等身的專業評論者,身兼藝術家、教育者、藝術史學者、藝術行政者等多項專業,倪再沁堪稱是一隻台灣藝術界的「超級變色龍」—不一定人人都喜歡多棲的爬蟲類,但你不得不承認他的超強活動力。

私底下的倪再沁,不比他檯面上給人的衝撞形象,反而經常在某些時候顯現出他為人細膩和溫暖的一面。現任東海大學美術系教授的林平,曾經聊起一段早年和倪再沁在台中國美館共事的經驗—身為館長的倪再沁,某次與當時擔任展覽組長的林平乘公務車共赴應酬餐會,沒想到兩人下車後林平才發現自己把皮包遺忘在車上,而車子已經發動開走了,「當時車子距離我們已經有近百公尺了,倪再沁一聽到我有東西忘在車上,馬上二話不說就向前狂奔。」林平回憶起這段往事,還「心有餘悸」的說道:「他是館長耶!沒想到竟然就這樣去幫我追車子、拿皮包,當時真是受寵若驚。」

倪再沁這種「不拘小節」的性格,在他1997至2000年擔任國美館館長的時期,可說展現的相當徹底—因為不習慣被公務車司機接送上下班,異想天開的他竟然弄來了一輛腳踏車,天天就這樣背著背包騎腳踏車上班,偶而在路口遇到館員同事,還會出奇不意地說聲:「嗨!」破表的親切指數,嚇傻一堆長年待在保守公務體系的乖乖牌公務員。

這是倪再沁可愛的一面,或許也是因為他天生有著一副豐滿的身材和一張福泰的圓臉,讓人很少聯想到在他生命中也曾有過堪稱坎坷的歲月。出身自外省第二代的家庭,身為國文老師的父親雖然家教甚嚴,但形容自己「就是沒開竅」的倪再沁,硬是從小學一年級就重讀,接著中學和大學都毫無例外地遭遇留級、落榜、重考、好不容易考上、卻又再留級的命運。

最後好不容易進入文化大學美術系,當同屆和前後屆的楊茂林和吳天章等目前台灣當代藝術的中堅輩,當時都在畫油畫和探索前衛藝術風格發展時,倪再沁卻又選擇主修給人古老印象的水墨畫,偏偏當時文大美術系所教授的嶺南派風格,又無法讓他真正產生內在共鳴……種種時不我予、不合時宜卻又讓人感覺有點啼笑皆非的境遇,反而讓倪再沁很早就養成了「自己搞自己的」的獨立思考和行動的習慣,一直到大三那年,他有一天居然忽然「開竅」了。

「什麼原因讓你『開竅』?」我好奇問道。

「因為當時我開始努力鑽研書法和篆刻,這算是當時的冷門項目。」倪再沁很鎮定的回答。

「啊?!」我對這個答案有點措手不及。倪再沁解釋說:「人就是這樣,當你真的很認真做一件事、而且終於把它做得很好,並獲得旁人的贊同之後,你就會有信心,有了信心之後,就發現自己其實做什麼都能成。」若非筆者曾經親眼所見,你真的很難想像,一個搞環境藝術、發行《沁報》嘲弄媒體、發起「凍蒜凍未條」行動、製作大型豬狗4P雕塑、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倪再沁,竟然能夠聚精會神地端坐案前,拿著刻刀在印石上篆刻出一方工整秀麗的細朱文印—師承近代金石名家曾紹杰,倪再沁早年確實還有過短暫一段以刻印為生的時期。

除了開竅開得晚,倪再沁坎坷命運的「過人之處」還有一項,就是病得比誰都早。「我出生才一、兩個月就進台大醫院了。」倪再沁帶著一種事不關己的詼諧感說道。原來當時還是嬰兒的他患了感冒,原本要餵他喝感冒藥水的母親,一時不察誤拿了父親治療香港腳的藥水,結果藥水中的酒精成分就這樣灼傷了他的胃。後來,1981年,26歲青春正熾的倪再沁,形容那段時間是自己人生中難得的燦爛歲月—從文大的研究所畢業、婚後喜獲麟兒、美好的人生彷彿就要開闊之際,不料卻在服兵役時意外染上肝炎,瞬間人生從彩色變成黑白。

當時的醫療技術不如今日,時好時壞的肝病就如同鬼魂一般的如影隨形,正值盛年的倪再沁卻只能終日待在慘白的醫院病房中,看著鄰床病友的接連離世,卻也無能為力。在那段時間,倪再沁畫了許多以病房為主題的水墨畫,層層疊罩的墨色線條,彷彿正在緩緩滲出難以言說的苦澀,人被巨大的抑鬱所籠罩,沒有抗爭的力氣、也沒有逃脫的勇氣—這肝病就如同一堵高大的牆,硬生生地擋住了頭頂的陽光和前方原本該是一路平坦的康莊大道,許多人生計畫被迫就此中斷,因為連倪再沁自己也不太確定是否還有資格去期待所謂的未來。

「當時,我的身體、事業、家庭……這些人生最重要的幾件事統統都不順。」倪再沁回憶道。病情穩定之後,倪再沁進入了看似能夠讓他學以致用的台北市立美術館任職,但卻又因為人事問題,讓他不得不離開台北、避居南台灣高雄。因為對於未來感到迷茫、對於生命的種種感到不解,倪再沁開始鑽研命理—他完全地發揮了一個學者追根究柢的研究精神,舉凡八字、紫微斗數、姓名學、卜卦、通靈……,只要聽說哪裡有「高人」就馬上前去一探究竟,「因為歷經這些事,讓我不得不開始相信命運這件事,我想弄清楚自己究竟是怎麼回事。」倪再沁說道。就這樣四處拜師鑽研了好一陣子,在某次機緣巧合下,他遇到了一位相當有名望的命理師,一聊之下發現這位命理師所說的相當準確中肯,然而當倪再沁正打算進一步求教時,對方卻提醒他:研究命理不是你該走的路,你還有其他的事業要做。

「其實算命算多了,你就會發現說法大同小異;人的命運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轉念之間,人的視野和格局就會不同。」倪再沁說道。就像他學生時代的「開竅」一樣,此時的倪再沁如同大夢初醒。因為曾經與病魔和死亡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過,對生命和時間正逐漸消逝的感知也更加強烈—在工作和創作上,倪再沁就像是隨時上緊發條的鬧鐘。當其他人還在慢條斯理、晃晃悠悠地漫遊思考時,倪再沁源源不絕的創意和想法,總是促使他狂奔向前;「做了再說,不然就來不及」的信念,也使他總是在各種身分和角色之間跳躍來去。與其說他很會製造機會和利用機會,倒不如說他是不願放過每一種測試自己極限的可能—所以他能拿起鋤頭從事環境藝術;也可以耐得住性子埋頭書堆,梳理台灣前輩藝術家的歷史;另一方面還能號召眾人走上街頭執行行為藝術,而夜深人靜時他卻又獨自一人挑燈讀書畫畫;然後一夜好眠,第二天一早倪再沁繼續精神奕奕地準時到教室,向台下的青青子衿授業解惑。

有人說他八面玲瓏,不如說他是因為深刻體會生命的短暫和無常,所以不願放棄任何一個能夠發光發熱的機會。就像他所畫的那些黑山黑水一樣,別人酣暢淋漓、一揮而就的宣紙水墨,倪再沁卻總是堅持在上面用淡墨層層堆積,直到清清如水的墨色終於在無數次重複的筆觸後,積累成敦厚濃郁的墨跡—他畫的是台灣潮濕溫暖的山水景色,但那些細碎而堅定的筆墨,記錄的卻是他在不同時空所保留下的思緒軌跡。當沾滿了墨水的筆尖與紙面接觸,成就的不光只是那些客觀景物的枝微末節,而更是藝術家胸中丘豁的具體展現。對倪再沁來說,那些帶有些偏執意味的層疊筆墨,意圖並不在於作為某種神經質的排遣,而是一種近乎於修行者日日打坐誦經的定心過程,在反覆的運筆和描繪中,藝術家透過外在的行動堅定內在的意志,於是方能無視如波浪般擾動的昨是今非,藉此相信存在於彼岸的無限智慧,並且終有抵達的一日。

一面以繪畫寄寓生命中難以言述的牢騷,一面又放不下人世間的喧鬧變遷,倪再沁雙魚座AB型的性格,使他總是在各種光譜的兩端來去跳躍,與其說他善變,不如說他是不甘被歸類為灰色地帶裡的中庸分子。就好比與他糾纏多年的、後來由肝炎轉為肝癌的宿疾,既然無法根除,倪再沁於是成就了一套與之和平相處的模式。他吃素、練功、盡量保持心情愉快,然而難免還是會因為諸多不可抗力之因素,絞盡腦汁甚至大動肝火,擺盪在執著與泰然的兩者之間,倪再沁融會出的是一套前無古人的獨門功法,在積極入世和悠然出世中間,他冷眼看著外在的嘻笑怒罵和內在不為人知的脆弱掙扎。

2010年底,因為拒絕了醫生一次沒有把握的肝癌手術,走出醫院大門時他仰望天空,終於決定打個電話給台北當代館的館長石瑞仁,答應受邀參展由石瑞仁親自策畫的大型回顧個展「媒體大哼」,好好彙整梳理一下自己三十多年來五花八門的各類作品。觀看這些雜然紛呈彷彿人格分裂的不同類型作品中,幾乎讓古典的風格歸納法完全失效,然而這反而是倪再沁生活經驗的誠實展現—或許對他來說,在歷經了生命中種種的光怪陸離之後,天底下唯一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實實在在地活著,因為只要時間存在,那些如流水般的臉孔和接連而至的酸甜苦辣就會一直持續,鏡花水月、因緣生滅,實則殊途同歸,那些喧囂與寂靜,也不過就是同一條道路上的流轉風光。

「如果半夜你開車在路上遇到紅燈,周圍沒有車也沒有人,你是要停下來等綠燈、還是直接開過去?」在學期的第一堂課時,倪再沁劈頭就來這麼一個問句。

台下的學生面面相覷,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上下交相賊的測試。

「會等綠燈再過的舉手。」倪再沁命令道。陸續有一些表情怯生生的同學左顧右盼地舉起手。舉手的學生有越來越多的趨勢,畢竟團結力量大;沒舉手的學生開始坐立難安,不知道自己的選擇是對還是錯。

「啊!這麼多人舉手,你們怎麼那麼乖啊!太守規矩怎麼念美術系、怎麼搞創作啊?」倪再沁大聲說道:「好吧,我們來上課吧!」留下的是一堆直到下課還摸不著老師頭緒的同學,竊竊私語討論著剛剛自己舉手後可能的下場。

身為台下的學生之一,數年後的今天我在回憶起這幕場景還是忍不住笑了出來,這種不按牌裡出牌的作風,正是倪再沁一貫行事的標準路線—就是執意要跨越那些約定俗成和陳腔濫調。

如果問倪再沁,生命中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會是什麼?我想他很可能會拒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對他來說,人生從來不存在所謂的標準答案,重點在於你怎麼在自己的路上發掘那道最關鍵的問題,然後在尋找智慧的漫漫長路上,繼續有創意、圓滿且開心地一直走下去。

藝外雜誌2011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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