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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芬：我的祂真的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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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孫曉彤
我想我不會忘記第一次看到那件作品的震動。
在一頁頁從書本上裁切下來的、密密麻麻滿是英文的紙面上，某人用細膩甚至帶點神經質的筆觸畫過，遊走在抽象和具像之間的圖案紋路，看著有那麼一點熟悉—可能是當時還是學生的我的課本上也有類似的塗鴉，只是我總是小心利用空白處作畫而不侵擾文字，然而這位作者卻大剌剌地把「創作」布滿整面的文字上；於是，書中的文字在筆觸疏密處若隱若現，而一行行規整的文字在視覺上彷彿成為繪畫裡某種規律存在的背景音樂。
這是〈一一九種閱讀心音的方法〉。當時我仔細看著這一共119張書頁的畫面，說明的文件告訴我它們來自一本關於醫學心臟的原文書，創作者是擁有醫學背景的護士，出生於1964年，是一個女生，她叫做劉世芬。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之間，我已經和當年在美術館看展覽的學生相距十幾年的歲月。在這中間，陸陸續續我又看過劉世芬更多作品，像是〈膜與皮的三維詭辯〉、〈腹語術三六五則－詭辯者的舌頭〉、〈斯芬克斯的臨床路徑〉⋯⋯其實不難從中察覺，那種女性特有、矛盾卻又巧妙兼容的溫柔和霸氣，一直貫穿她所有的作品，而我也始終記得最初見到的、那一頁頁幾乎鋪滿整面牆的醫學書繪畫，格子狀的構成彷彿電影分鏡，敘述的是那些幾乎不能用任何文字語言完整表達的情節。然而，當我今年在伊通公園面對劉世芬暌違六年、也是她從護士崗位退休後的首次個展「極限片計畫A—中華民國頌」時，我不得不承認那當下的迷惑：同樣還是格子狀的紙片布滿展覽牆面，只是已從醫學書變成一張張她自己精心手繪的國旗明信片，上面蓋著從台灣各地的臨時郵局蒐集來的紀念郵戳。劉世芬說，製作國旗明信片是為了呼應「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氛圍，而根據不同慶典和活動被特別設計出來的郵戳，則像是台灣文化縮影的小版畫，同場還展出她在台北花卉博覽會期間，在展會現場拍下的民眾拍照留念的身影〈現象花博（。）〉，以及以台灣特有種天牛所創作的〈四紋蟻型天牛－它是我們的光〉。
林林總總的作品，我很難想像過去總是聚焦在性別、生死與身體的劉世芬竟然會有如此極端的轉變。於是我和劉世芬相約在伊通公園的展覽現場，然後問她為何會有這麼大跨度的思考跳躍。「如果說過去的我是向內凝視，那麼現在的我就是向外觀看。」劉世芬認為自己創作內在的邏輯其實是一致的。
像許多人一樣，劉世芬有旅行到各處都不忘寄一張明信片給自己的習慣。「台灣一共有1321個郵局，每個郵局的郵戳都不一樣。」劉世芬說。2008年她從醫院退休，對熱愛騎單車的她來說，一趟單車騎40公里是家常便飯：從住家北投出發，沿著基隆河一路抵達淡水，再從淡水騎到北投，然後是內湖和南港。然而去年一次騎上陽明山的路程中不幸摔傷右手，整整八個月無法畫畫，她只好一邊旅行一邊復健，然後重新發現自己一直養成的寄明信片小癖好其實還有些特殊意義—劉世芬回憶起成長的年代，每逢重要的國家慶典，就能看見鋪天蓋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飄揚，而這個記憶中的景象在民國百年的時刻似乎再度重現。「我想加入這個慶典、我想在這個時刻寄給自己國旗明信片。但找了半天，市面上竟然沒有賣國旗明信片。」劉世芬心想，既然沒有那乾脆自己畫好了，於是這個想法便成為她這一系列創作的起點。
這個新作系列，劉世芬自述是一個「對自己記憶的實踐過程」，因為自我認同必須倚靠記憶，而存在感則又源於渴望被看見的需求。她說，就好比只要台灣人在國外有了一些成就，媒體就會稱之為「台灣之光」一樣，其中流露無遺的，事實上都是同一種對自我價值被認同的需求。「過去我用性別和身體來表達認同，這次則是用國家。」劉世芬自我分析著。然而不知為什麼，她這種瞬間抽離而客觀冷靜的自我剖析，讓我想到她過去工作中經常接觸的手術刀—當冰冷閃著白光的器械剖開溫熱的人體，身為醫護人員你就是要有那種詭異的冷靜，仔細地分辨出那一片溫熱腥紅中的骨肉筋膜；即便，那是在切開你自己的身體。
18歲那年，從護校畢業的劉世芬進入台北榮民總醫院，展開她的護士生涯，因為喜歡外科，她選擇任職婦產科手術室。「每次開一台手術前，你都要讀很多資料去瞭解整個過程，你需要冷靜和邏輯，才能知道要怎麼跟主刀的醫師配合。」在講述手術經驗時，劉世芬的眼神散發出一股熱切的光芒：「妳看過美國那些醫院題材的影集吧？！如果輪班碰上了腦部手術，我們護士就要在開刀之前準備許多一公分見方的小棉條。」劉世芬用手勢比出大小：「人的腦子很小，就是要尺寸剛好的小棉條才能在手術中使用，每一塊都要這麼小、而且要一樣大。」如此一來，一個稱職的護士才能在手術中即時遞上那一塊塊棉條。
「我喜歡開刀過程中的節奏感，你要俐落、精準和順暢。」劉世芬說：「就像是做手工藝一樣。」
「而且啊，在手術房工作有個好處：你只需要按照步驟進行就好，不用應付人。」劉世芬像是準備說出什麼有趣的祕密一樣，笑咪咪地告訴我：「我和人一直都有距離，我一直我覺得自己和人們格格不入。」
「我喜歡人的溫度，但我就是進不去人的裡面。」劉世芬說自己因為很年輕就進入醫院，當時的她不僅資淺，就連年紀也比同事小很多，因此很理所當然地被同事當成「小朋友」（直到劉世芬後來資深了，她在醫院的綽號還是「小朋友」）。「同事都很疼我、照顧我，但他們就是不瞭解我，也無法懂我。」
她記得某天休息時間，她坐在一個空的手術台上看書，對面是一個懷孕的女同事。「我明明知道她不會理解我正在看的書和想的事，但我就是有一股亟欲述說的衝動。」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劉世芬就這樣滔滔不絕地對同事講起女性主義和存在主義。「我渴望分享，然而到了藝術圈，面對那些專業背景的藝術工作者，我又不敢講了。」這種矛盾和詭譎的心思，使劉世芬總是在自己兩個世界的中間擺盪，唯一不變的是那從未消逝的距離感。
一個藝術家在創作以外如果還要分心堅持另一項專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然而劉世芬就確確實實是這樣的「異類」—從她1996年在藝術圈「出道」以來，她一邊堅持創作、一邊又是專業護理人員，我問她為什麼會走上醫學的路，而非像其他一些藝術家一樣從小就展露對美術的執著熱情？劉世芬解釋從小父親管教甚嚴，來自中國東北大連的他22歲自己一個人到了台灣，白手起家建立起自己的人生和事業，對於子女，他秉持的態度是「管理」：「小時候我不是很乖，但也不是離經叛道的小孩。」劉世芬說自己國中成績馬馬虎虎，畢業之後就遵照父親的指示考進護校，念著念著竟然也讀出了心得。在整個成長過程中，劉世芬的父親嚴格來說並不算反對她的藝術之路，只是會不時告誡女兒「不要去看那些哲學的書」，理由是「看了會成神經病」；但另一方面，父親也不吝表達對子女實質上的關愛—劉世芬18歲那年，爸爸就送了她當時年輕人在馬路上的夢幻逸品：一輛愛快羅密歐跑車。
「我現在覺得，沒有一個人或是一件事，不是在神的計畫中。」劉世芬說道。
1992年，劉世芬28歲那年，父親過世。她形容自己終於感覺到從父親一直以來安排好的既定架構中解脫出來，那一年她跑去報名社會大學，開始接觸爸爸一直不樂意她靠近的當代哲學和藝術思潮。「在藝術上，我是半路出家。」劉世芬說這個想法一直給她很嚴重的自卑感，不管讀了再多後現代的理論，她知道自己很深的地方總是有個空缺的所在，她以為是自己的論述能力不夠強，無法支撐所謂創作這件事。後來她跟著藝術家盧天炎學畫，但那個不對勁的感覺卻始終如影隨形。後來，盧天炎介紹劉世芬閱讀許多關於裝置和繪畫以外的創作類型，就這樣一邊摸索、一邊前行，總是黝暗的視野中，劉世芬逐漸覺得自己似乎有了什麼不一樣的東西開始萌芽。
1996年，第一屆台北獎開始徵件，劉世芬把她的處女作〈一一九種閱讀心音的方法〉送件參展，初試啼聲竟然就獲入選並且備受矚目，1997、1998年她連續入選台北獎，後來更獲得日本策展人南條史生青睞，1998年就以黑馬之姿參加台北雙年展「欲望場域」。這樣的順遂，彷彿被施了魔法般忽然降臨，劉世芬在極短的時間內，從一個藝術愛好者直接變成藝術界的明星；要知道她在短短幾年內獲得的肯定和展覽，對許多一輩子以藝術為職志的創作者來說，可能是要苦心經營數年、數十年，甚至一生都還達不到的目標。
「妳知道嗎？2001那年，我一共有八個展覽計畫同時在進行。」當時的劉世芬意識到自己正踩在一條不尋常的道路上，但那個內在的空缺確確實實並未因此而縮小：「別人究竟從我身上看到了什麼，我自己都不知道。」甚至劉世芬幾乎覺得，自己的作品之所以會這麼引人關注，只是剛好、碰巧、很偶然地因為自己的經驗和正在思考的事，不小心契合了當時社會氛圍的需要。
在這詭異「成功」狀態的籠罩下，或許是蠟燭兩頭燒的壓力終於讓她負荷不了，劉世芬被突如其來的憂鬱症襲擊，整個2002年到2003年，嗜睡和沮喪鎮日包圍她，雖然還繼續在醫院工作，也並不想放棄創作，然而情況一度嚴重到讓她連工作室的大門都無法踏入：「我只要一開門，就覺得壓力爆衝出來。」回首那段過往，後來受洗並且篤信基督的劉世芬用「這都是神給的，反常的秩序」來形容那段幽暗的經歷。
「但神不會把你背不動的重擔放在你身上。」劉世芬說道。
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她正為憂鬱症所苦的那段日子，某天，劉世芬途經住家附近一間便利商店，看見一個日本媽媽提著購物袋從店裡出來，一副剛購物完的輕鬆樣子，只是引人注意的是，她不是「走」出來的，而是騎著一台獨輪車。後來劉世芬聽說原來日本小學生的體育課裡有獨輪車這個項目，所以對很多日本人來說，騎獨輪車就和騎自行車一樣平常。劉世芬當下覺得獨輪車實在太酷了，立刻弄了一台來學，結果沒想到摔得七葷八素還學不會。「騎獨輪車要有很好的平衡感，我後來想到，自己的憂鬱症其實就是來自內在的失衡。」儘管一直都沒有學會獨輪車，但劉世芬卻藉此知道了自己問題的根源；後來，她又陸陸續續去學了踢踏舞和打擊樂，在這些過程裡，劉世芬發現自己過去一直習慣的、由內而外的行為慣性被徹底扭轉，她開始藉著從外界事物內觀自省，發現了不一樣的認知路徑。
「這從醫學上也說得通，一旦你學習一樣不曾接觸過的新技能，你的神經傳導就會建立新的路徑，改變原本的結構。」劉世芬說。
從外貌上來看，現在的劉世芬和1990年代時沒什麼不一樣—帥氣的中性穿衣風格、染成金色的一頭蓬鬆頭髮、不笑的時候看起來很銳利的眼神，她特有的柔和又堅硬的性格特質，溫暖卻不著痕跡。「我知道自己內在就是有不對勁的東西，但現在我接受自己就是這樣；而那個一直存在的空缺，現在我有神來填滿。」
「神是存在的，祂一直在向人們傳送訊息。」現在篤信基督的劉世芬，每天的生活也由祈禱開始，然後藉著讀經更明白所謂神的旨意。從1999年第一次感受到神的存在，這中間劉世芬歷經了自我的轉化和外在的波折，現在的她，更篤定的明白，這一切不尋常的際遇都是冥冥之中既有的安排；那些都不是偶然，而是要人在這接二連三的事件中，更清楚地認識自己、轉化自己，更完整自己本來的面目和質地。而這些，若非是曾經踏上那條少有人走過的試煉之路，也不會造就後來她如此深刻的內省和豁然。
劉世芬講起一段不久之前的神祕經驗。有一回，她參加一個教會的活動，散會之後準備駕車離開的她，發現去路被一輛橫向停放的車子阻擋。劉世芬試著撥打電話叫車主移車，卻始終撥不通，無奈之下，她只好在車上苦等近半個小時。之後，那輛車的車主姍姍來遲，雖然一邊道歉，卻又在比對了車間距離後加了一句：「應該可以出得去啊！」
「這時我的火氣突然向上竄，大吼一聲：『你移車好嗎？』」劉世芬這麼一飆，對方當場嚇了一大跳，馬上鑽進車裡開走。之後，劉世芬一路氣回家，她生氣自己受洗兩年了為何還這麼無法控制脾氣？對方明明道歉了為何還要口出惡言？為什麼自己就是關不住內在的那頭獸？為什麼就是沒辦法成為那種真正有著基督樣式的溫柔形象的人？
第二天早上，劉世芬盥洗準備出門時，腦海中忽然出現一個影像；她看到有一雙大而厚的手，帶著手術用的乳膠手套，正拿著一枝筆，在一尾有細密美麗花紋的魨魚身上描繪著。她想起那是隻魨魚是兩個月前，自己在海邊撿到的，當時魚已經死了，魚身是角質化的粉紅色，骨架有瑰麗的幾何圖案，當時她拍了照片回家後上網查，知道那是一尾福氏角箱魨。
「我當時想，神是要藉此告訴我，我的一切祂都明白，因為我身上所有紋路都是祂親手細細描繪的。我還是祂未完成的作品呢！」劉世芬如此告訴我：「我很訝異祂會用這種方式表達祂在意我的心情，祂知道該怎麼說我才會懂。」
「我只能讚歎，我的神，真的很酷！」劉世芬笑說。
我回想第一次看到劉世芬作品時的震動，對比遲至今日我才真正面對面認識的她，悠悠十數年光陰流轉，一切都在恆定與變動之間交錯閃現，所謂年歲的積累或許只是人的經驗不斷更迭變化的一種統計方式，生命的無限面貌，從來不曾青春或是蒼老。如果你想瞭解世界，那麼首要的就是先找到你深邃內在的自己—我們都是還沒被完成的作品。
藝外雜誌2011年11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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