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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身體文化景觀 — 從「動見」展看運動的多重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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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寬育
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歡聲雷動，萬千健兒顯身手，龍騰虎躍稱英雄；洗雪東亞病夫，強國必先強種，鍛鍊成壯健的身體，這才是國家的主人翁。——《運動會歌》
這首在台灣成長的我們都很熟悉的《運動會歌》[1]，歌詞的國旗畫面下含括了運動做為教育、規訓、與品格養成的手段，及與國家命運之間深刻的連繫。由國家推動的「體育」搭配著教育之施行，這首歌配合著運動會，讓運動成為品德與愛國教育的重要一環。而運動具有革新「國家∕國民身體」任務的味道的歌詞，也很適合開啟本文對於運動的討論。
運動與民族主義的密切關連，也是策展人胡朝聖從奧運與國際賽事觀察到的策展重點之一。胡朝聖從奧運延伸至各種職業運動和國際賽事中運動員表現，觀察到運動背後的國族對抗、傳播行銷、文化認同、慾望等多元且多層次意涵，並邀集了來自印度、澳洲與台灣多位藝術家及其作品，詮釋並豐富對於運動議題的討論面向。
運動的定義問題
展出的作品對於運動的理解方式大相逕庭，以致於當運動這個在當代自我指涉並自我生產的系統，結合藝術表現後便顯得問題重重——我們看到的並不是任何一場賽事過程，不是被體育明星肖像圍繞，或者瞻仰某些特殊的紀錄與紀念物；簡言之，這遠不是一個發生在古柏鎮[2]（Cooperstown）的陳列，而是藉由運動主題，繞回當代主體存在處境並拋出問題的展覽。
「動見」除了關乎運動、移動與觀看，也經由動與見，暗示了主體之間相互位置的關係生成，延伸出運動的討論層次。然而策展人並未特別著墨於運動的定義，而是以交織著身體經驗、身體文化、競賽、體育、活動、規訓、運動員形象、遊戲等較大範疇的概念，來包圍我們所熟知的運動一詞。其實運動有其豐富的論辯歷程之積累，在中文語境中，運動涉及的更是翻譯與現代性的議題。當我們面對運動最常見的兩個單字sports與athletics時，便已進入中譯後難以呈現的運動概念之差異與歷史，以及翻譯後的斷裂[3]。
如果我們接受現代意義的運動起源於18世紀英國，即運動是現代的產物的看法，那麼對於早在古希臘對於軍事和光榮之追求，那一體兩面的athletics與gymnastics之區別，或是中國的射箭、騎馬等「身體技術鍛鍊活動」等身體文化之理解，這些歷史上的「體能活動」將與現代意義的sports將形成既斷裂又涵納的複雜歷史軸線。可以說，史學家通常強調運動發展的延續性，但在系統論的社會學者眼中，運動是現代才分化（ausdifferenzierung）出來的[4]。若稍微統合各方說法，現代意義的運動所包含的競賽（competition）、遊戲（play/ game）、鍛鍊（training）等特質，除了是延續並結合前述歷史上的遊戲或體能活動，在西方，現代運動的也跟市民階級興起、民族主義播散有極大關係。而現代運動概念發展至今，遭遇不同文化的補充後，其意義已結合追求紀錄與獎項的athletics，以及著重休閒、身體保健、自我照料與訓練的exercise，並發展出吸收醫學、科學知識的運動學kinesiology等。
儘管展覽並未處理運動的定義問題，但當展覽思考這個自我指涉且自成系統的現代意義運動之運作，並在作品將這樣的運作予以問題化的同時，我們已從運動主題，走入了關於當代身體文化的場域中。
運動與國家命運
具政治批判色彩的瑞亞斯．科穆（Riyas Komu）的作品〈Subrato to Cesar〉，透過足球主題來訴說國家命運；事實上，在2010年南非世足賽期間，科穆便曾推出同名的個展，思考印度的各種文化與認同問題。在「動見」展中，科穆以系列攝影和雕塑，敘說印度當家門將Subrata Pal在2009年帶給國家足球的希望，也呈現了曾是世界頂級的巴西門將胡立歐．西薩（Julio Cesar）的肖像；同樣是足球明星，科穆的作品凝視西薩的方式，並不像戈登（Douglas Gordon）與帕黑諾（Philippe Parreno）在〈席丹—21世紀之星〉作品中處理席丹形象的手法；後者透過17台不同角度的攝影機跟拍90分鐘，並在後製的剪輯中搭配Mogwai的音樂。科穆的影像不是這般英雄化的紀錄片，除了場上低著頭的西薩身影，其餘的都是與印度足球相關的人事物。影像組成的敘事，從突顯印度與巴西兩位門將之距離，映照印度重返世界盃之艱難處境，也是國家命運之寓言。
而關於國家命運，陳擎耀則從歷史著手；「國際收音機體操系列」以兩件分別在日本街頭與台灣自由廣場做體操的錄像，利用場所、服裝、膚色等充滿文化指涉的符號語言，試圖點出關於歷史、殖民、國族、身體規訓等議題。作品中那延續自日治時期的體操樣式與音樂，在今日的學校、國軍部隊中仍維持著，只是其功能變成偏向活動筋骨或熱身；然而日治時期體操，除了成為學校體育教育，其實更與戰爭（訓練台灣兵）相關。而若從體操延伸到運動，自明治維新引進西方的運動概念與方法開始，結合日本武士道傳統與軍國主義，讓運動成為一種凝聚集體的武士精神，並將自己的身體鍛鍊成為足以奉獻給軍事國防的力量之一。
運動與軍事往往都是國家意象與國家力量的代言者，因此當運動被視為一種類比於軍事的軟性國家對抗時，無論是極權國家的嚴酷訓練、奧運的獎牌競逐，乃至於棒球經典賽的台日、台韓戰；這些國家意象與力量之展現，讓國際賽事能在有規則可循的狀態下某種程度取代真實的戰爭型態。
運動、資本主義與傳播的「身體文化」
關於運動與軍事之間這個自古希臘便有的「運動操練（gymnastics）是為了軍事作準備」的概念，但發生在美國職棒大聯盟的當代職業運動版本是另一種有趣的例子。鄰近主要軍港的聖地牙哥教士隊（Padres），其主場的球衣款式之一，便是具有向軍人致敬意味的迷彩服樣式。試想：一群穿著迷彩棒球服的球員，在重要軍港旁打棒球，而比賽與廣告贊助畫面透過收取轉播權利金放送至全世界時，這就是體育結合資本主義與軍事、國家的當代經典畫面。
陳萬仁的〈我只是到了一個來不及沮喪的地方〉，以木梯、木箱等物件，配合投影形成類建築物的影像；如果說，這樣的影像具有什麼樣的紐約意象，那麼很容易聯想到的便是1930年代Charles Ebbets對紐約大樓高空作業工人的經典攝影。不同的是，穿梭於這些建築結構的不是勞動者，而是反覆著動作的運動員。藝術家也巧妙地使用了洋基隊鈴木一朗的剪影，以招牌打擊預備動作揮擊屬於不同空間的球，作品營造了一個讓運動員、賽事與表演顯得陌生且奇異的影像空間，加上展場空間的實體物件具有的勞動和（運送）移動的意象；於是，棒球、高爾夫、滑板所分屬的族群象徵，完成了一次不同於前述大聯盟職業運動鉅額資本式的運動文化放送，而是對於運動之語義、影像空間，以及運動對於當代都市文化階層想像之玩弄與探勘。
而這種對於匯聚各種族群的大都會，所展開的文化階層想像之探索，也出現在運用大量街頭文化元素為表演內容的尚恩．格萊德維爾（Shaun Gladwell）那裡。這類衍生自街頭「遊戲」次文化，被統稱為極限運動（X-Game）的高技巧運動，近年也逐漸透過各種國際職業巡迴賽事，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套系統；從滑板、衝浪到近年的跑酷，因技術高且華麗，已成為世界各地青少年最熱中的潮物事。當運動結合街頭與潮流文化，格萊德維爾以沉穩的畫面所記錄的便不只是運動的過程，而是服裝與肢體語言所形成的身體文化和認同模式之較量。
回望自身
余政達拍攝的運動員肖像〈余政達作品—網球好手〉，兩位形象完美的美型男卻都不是運動員。這種廣告般的形象以美學化靜止的姿態、完滿的品質地被設計，配合胸口的「余政達作品」字樣，與逗趣的「FREE STYLE」刺青，他們已不必是某位運動員，而是成為運動員的概念，一種臻於美的狀態；而其共持網球拍的身體語言所透露的，更是在造作中充滿曖昧卻又透過眼神之視線傳遞不失清新的情慾、性別認同。
在廖祈羽的作品前，我們先是會看到自己。在倒敘的處理手法中，最終兩人以乾的身體張眼凝視。這似乎和運動無直接關係，但若思及現代運動已結合瑜伽、武術、氣功等非歐美的競技式運動概念，加上運動所具有的自我鍛鍊、對身體的照料，以及提昇心理素質等品格，那麼廖祈羽所提供的內觀自我的修煉式身體經驗，其實是東西方文明在彼此翻譯、補充、溝通「運動」的含義時，最接近台灣所處文化圈對於運動即涵養身心的代表性概念。
在現代性脈絡下的身體政治中，這種透過冥想、調息、增益感受能力的身體關注方式來自悠久的文化傳統，雖不同於規訓與競技概念，但卻是在面對自笛卡兒以降的身心二元論傳統時，結合內觀自我的能力有助於競技表現，為身體文化（與運動）指出一條新的景觀。而這也是展覽在鋪陳了各種運動可能的面向之後，於「觀展運動」的過程，精準地讓我們回望自身之設計。（201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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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曲者是隨陳儀來台的音樂家蔡繼琨，也是戰後推動恢復全省美展的重要角色。
[2] 古柏鎮位於紐約郊區，也是國家棒球名人堂（National Baseball Hall of Fame and Museum）所在地。
[3] 就像是「奧林匹克運動會」難以說明Olympic Games中使用Games來表現運動與遊戲的歷史關係，更遑論運動在中文語境中可以代表物體移動、社會運動，以及廣義身體活動的多種意義。
[4] 關於這點，可參考湯志傑的剖析。見〈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異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台灣的現況〉，《思與言》，第47卷第1期，2009年3月，頁：1-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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