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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交換式勞動的兩面性：談「我們是否工作過量？」及其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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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聖閎
期待從這篇文章當中讀到高俊宏《廢墟影像晶體計畫》如何展開一種體制突穿的實踐，或者周育正如何藉由《工作史》啟動另類交換經濟的朋友可能會感到失望，因為我並不打算就「我們是否工作過量？」（以下簡稱「工作過量」展）中的「活勞動」典範進行討論。這並不是說，藝術家活勞動中的深意不值得探索，正好相反，這些傑出作品都很具份量。但目前已有大量的報導和評論針對作品進行細緻的討論，卻比較少人著墨那些不可再現於展場的、交織在展覽問題意識背景裡的「死勞動」問題；這裡有另一條討論軸線應當被拉出來談。其次，我發現即使展覽已顯示超越畫廊空間的強大企圖，不少人仍習慣視展場內的呈現成果為「展覽的主體」，以致於討論時常膠著在勞動實踐如何作品化、如何「可見」，或者是否「過度再現」的單向度論辯。這些討論不是不重要，而是它們有將我們捲入再現性思維的危險，進而忽略展覽所籲求的「全面啟動」，才是重點。換言之，打從一開始，「工作過量」展追求的就不是以物件式作品為核心的生產模式，而是將大量的事前田野調查、平行事件、正式論壇∕非正式對話、廢墟突襲與踏查行動全數拼接在一起，形成一張網絡式的實踐平面。最終，凝聚成一檔不以視覺性或奇觀為尚，而是以知識生產為重心的藝術動員和工作方法。
高強度的重複提問
透過稠密的動員、組織與聯結，展覽的操作方式再也不是先組裝出一台漂亮的策展概念引擎，或先找出純粹抽象的理論平台，而後才開始發動展覽相關的製作程序；其所欲生產的藝術知識，比較是一種在大量的經驗性研究裡反覆掘土，並且具體透過實踐的雙腳走出來的在地「硬道理」（僅管這麼做仍逃離不了過量的宿命）。這會不會是讓當代藝術論述不再漂浮於空中，而能切實落地並返回「人間」的必要途徑呢？我不確定。我唯一確定的是：這裡頭沒有捷徑。
對習慣以創造性概念來發動論述的台灣藝術圈來說，「沒有捷徑」似乎不算是答案。同時，對照我們所身處的藝術生產情境——意即一個總是盲目且快速製造展覽的失控迴圈——「工作過量」展醞釀知識的速度也相對緩慢；現階段，我們甚至還無法斷言它對台灣藝術生態提出什麼樣的改革方案。換言之，雖然在開幕的同時，展覽工作團隊便即時推出豐富而紮實的行動與書寫成果，但是針對所有勞動者都深陷其中的兇惡勞動現況，以及瀰漫在每個工作崗位上的集體焦慮，展覽其實並未提出一般觀眾會期待的那種明確且一勞永逸的解答（solution）。因此，這可能會令部份的人感到困惑：倘若如此，那麼我們為何還要耗費時間精力，聽人覆述一件我們再清楚不過的事呢？我認為這可以透過另一個更確切的提問加以回應，那就是：為何工作過量這個深深銘刻在每個人身上的顯明事實，需要以如此高強度的執行製作，重新提問一次？
毫無疑問，展覽工作團隊所勾勒的實踐路徑和操作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但展覽本身仍會讓我們遭逢一種「求之而不可得」的頓挫，陷入無比深邃的巨大失落裡。（甚至，其實在我們內心最幽微的角落早就知道：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終極解答。）因為，雖然展覽列舉了五組精彩的活勞動典範，但這些都是藝術家對「如何在體制內部掙得主體性」的個人化實踐策略，其方法未必適用於所有人。另一方面，兩冊《工作手冊》與《田野敘說》中翔實記載的死勞動描述，其實是以更具代表性的案例、更為精確的經驗內容，讓一般的藝術工作者們再次肯認在體制之中被無情催折、榨取的現實。某方面來說，無論活、死勞動，都是以更為異化的工作過量狀態來逼顯工作過量；兩者相互形成一個看似封閉的迴圈，向我們昭告工作過量的永恆回歸（eternal return）。由此觀之，在一次又一次找不著出路的挫敗中，或偶爾顯露微光的活勞動希望裡，「工作過量」展蓄積的是未來能在體制內部，爆破出一個真正突圍口的能量。而所有現階段看似徒勞、改變不了現實的「超工作」，其背後演練的正是一種「過剩」（excess）的反抗策略，從而能夠上溯並接續簡子傑在2008年底所策劃的「砍錯Z」的展覽問題意識：意即如何經由多餘的身體（勞動），導向「現實的溢出」。[1]極端地說，所謂的「超工作」便是不斷驅策疲累的身軀，以超出體制既有標準與要求的過量生產、高強度生產，對其生產邏輯進行的自我毀滅式攻擊。
友誼交換式勞動的浪漫化
並非所有人都願意進行這種高強度的超工作逆襲。大多數的台灣藝術工作者，選擇的是夾在死活勞動之間，透過情義相挺、相互扶持的友誼交換式勞動來完成所有展演活動生產。在策展論述中，龔卓軍透過對勞動本身之雙重性質的討論，很精確地指出活勞動與死勞動乃是緊密相依，同時作用在勞動者的生命經驗裡的。換言之，雖然我們時常深陷死勞動的泥沼，但它本身已具備翻轉為活勞動的必要條件：「只要我們憎恨我們現存工作的僵化關係時，感到它已過量，我們就是身在死勞動的工作地獄裡。但正因為我們身處在這個工作地獄中，才能認識到可能的外邊指向何處，才能體會到具體發揮生命力的活勞動要如何組裝出來。[2]」確實，許多人都是自決進入這種「自傷狀態」的：甘願長期忍受相對低薪且缺乏充分保障的非典就業狀態，以求保有一種能快速對應藝術體制瞬息變化和機會的能動性；同時以無法做長遠生涯規劃、缺乏連續性的生命狀態，來換取一個不確定的美好未來——此即藝術工作者期待從死勞動之中洞見活勞動生機的「彈性人生」。
不過，策展人所說的「從死中求活」，其實主要是在個體層次上，期待藉由一種具有救贖力的例外狀態的踐履，來啟動死∕活勞動的徹底翻轉。理想上，當每一個個體都自願進入充滿著無償或無目的行動，以時間和生命能量的無盡耗費為主的生產網絡時，它確實可能成就一整個世代藝術文化的塑造工程。如1980年代解嚴前後的魂魄暴亂場景，或1990年代「破爛生活藝術節」反主流文化的基進氛圍，皆是如此。但是在美術館、畫廊系統皆已成熟制度化的今天，我們有必要小心避免將這種友誼交換式勞動過度浪漫化，進而忽略情義相挺的網絡式實踐，並無法從制度面的角度改變「一部份人的活勞動，卻鑄成另外一批人的死勞動」的事實。特別是每年九、十月雙年展或年度大展的籌辦季節，總是有大量透過短期僱傭制和專案計畫聘任而來的基層行政人員與技術人員，擔負起絕大多數展覽的基礎工程和執行業務，並成就台前藝術家與策展人們的實踐想像。換言之，許多充滿創造力和張力的尼采式勞動經濟學網絡，往往是由大量超工作的死勞動支撐起的——這才是今日台灣當代藝術的勞動圖式！特別是，當創作者們主動進入另類的超生產狀態時，這些捨命相陪的臨時工戰隊往往也必須一併捲入超工作的無限迴圈中。尤有甚者，當整個藝術生態陷溺在相互競逐「誰比較工作過量」的耗費性邏輯時，藝術工作現場往往便如巴岱耶（Georges Bataille）筆下競相炫耀財富揮霍能力的誇富宴（potlatch）一般。唯一的差別是，我們不是以身外之物的虛擲，而是以生命力的無度耗損為代價。
因此，接續龔卓軍的問題意識，我希望把問題再往前拓展：在我們嘗試逼近活勞動狀態的路途上，如何避免過度浪漫化，致使活勞動變成只有少數人才能擁有的特權？其次，有無可能從尼采式經濟學的啟示中，重新鍛造出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我認為，「工作過量」展若要能夠發動突穿藝術體制的精準逆襲，意味著我們不只要從過量的死勞動地獄中，指引出活勞動得以實現的應許之地，更要再次返回體制的深淵，斬斷因活勞動而產生的剝削鎖鍊。
贖回形塑生命敘事的能力
簡言之，問題就出在友誼交換式勞動的情境裡。由於訴諸同心互助或革命情感的氛圍，所謂的「兄弟 / 姊妹情誼」或「共體時艱」時常成為一種反動修辭。同時，它往往也讓前來協助卻無法獲得適當報償的友人、基層勞動者，只能從他處尋找心理上或情感上的自我補償（一次好的學習經驗、獲得人脈、工作能力被看見。）於是，這樣一個講究私人情誼、網絡關係及無償互助的「熱交換」生產模式，反倒成為藝術勞動市場反省何謂「合理的勞動條件及工資」的最大阻力。因為它讓大多數的人都不習慣（甚至不屑）以在商言商的「冷交換」態度，討論勞動應有的報償。更重要的是，當這個以友誼交換式勞動作為主要工作方法的藝術體制，習慣將協助者的死勞動成果隱遁，或全數歸予前台的活勞動發表者或機構自身時，它鞏固的仍是一種工作成果與生命經驗、認同相分離的異化結構。
「經驗」無疑是這裡的關鍵。我們如今身處的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與流動性，以短期時程（short-termism）思維為主，缺乏長遠規劃眼光與方向感的藝術世界。在這樣的環境裡，個別勞動者的生命經驗會變得碎裂化，同時也更加茫然失措、難以預先設想自己的生涯發展；因為人必須倚靠經驗的連續性，來建立她∕他的社會關係、生產關係和日常生活脈絡。然而，當藝術工作者自甘進入「彈性人生」的自我耗損狀態時，維繫工作和生活的連續性都會變得異常困難。長此以往，死勞動地獄帶來的最大傷害比較不是制度性的榨取和剝削，而是在專案與專案、短期兼差到短期兼差的過程中，藝術工作者越來越難好好彙整、串接並詮釋她∕他所獲得的經驗，也越來越難整全地形塑自身的生命敘事（life narrative）。如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所說，這是一種「敘事能動性」（narrative agency[3]）的削弱甚至是喪失。
若我們細讀《田野敘說》中提供的田調個案，無論是薛保瑕教授擔任國美館館長期間的超高密度工作狀態、沈約在公務體系中一方面麻痺自身，另一方面勉力賺取能動性的精神分裂，還是策展人鄭慧華對於如何切割工作與生活的深刻反思，我們會發現死∕活勞動翻轉的關鍵，其實建立在兩個前提上：(1) 能否形塑藝術工作本身的脈絡意義；(2) 能否從工作經驗中催生出成就感，或將工作經驗整合至個人認同當中。這兩者都仰賴生命敘事的重塑（溯）與組裝。因為，倘若一個藝術工作者總是無法從其實踐中獲得精神和情感上的固著點（anchor），甚至其勞動成果總是歸於他人而與自己無關，那麼她∕他的生命自然只能一直處在漂流而沒有重心的狀態。正是在這點上，「工作過量」展才真正顯露它的貢獻和啟示；它希望「構築台灣藝術工作經驗的田野檔案[4]」的願景，目的不只是單純的檔案化行動或經驗分享，而是很明顯地，在工作過量的永恆回歸中，我們缺乏一種恰當的語言來表達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裡有一種自反性的文類應當被塑造出來，而我們如今要做的，便是贖回這種敘事的能動性。
這是「工作過量」展的未竟之業，同時也是它替我們指引出的真正未來或外邊。因為，唯有透過生命敘事的就地組裝，我們才能在這快速變動、追逐短效的世局當中保有一個整全的自我，並且重新找到抗拒經驗碎裂化的具體方法。也唯有如此，我們才不會任由資本體制裡失控的時間邏輯，將我們推向工作過量之後的徹底瘋狂。
《今藝術》254期，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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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見簡子傑關於「砍錯Z」的引言：http://blog.yam.com/frq/article/18362970（參照時間：2013/10/15）
[2]龔卓軍，〈超工作．活勞動──一個現代主義美學外邊的計畫〉，《我們是否工作過量I：工作手冊》（台北：誠品，2013），頁25。
[3] Richard Sennett,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83-189. 另見他2005年的一篇短文〈碎裂的政治，碎裂的生命〉（fragmented politics, fragmented lives）：http://www.spiked-online.com/newsite/article/519#.UmfkEnCPg0o（參照時間2013/10/12）。
[4] 同註2，頁2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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