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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開來瞧瞧──論「艾未未‧缺席」展之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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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賴駿杰
全球知名的藝術家艾未未大概從來沒想過，在他成名後還會有如此不為人所關注之國際大型個展？在其2011年10月底在亞洲華人地區首次大型的個展開幕之前，台灣藝文圈部分關心艾未未言行者，也摒息等待北美館館方將會如何運籌這被限制言行的藝術家之境外個展：是否會如往常般帶來驚世駭俗、顛覆傳統的概念與行動？無疑地，我們失望了。整座台北城並無意識到此檔展覽，街道上沒有宣傳的旗幟，整個展覽就靜悄悄地開幕了。而後，許多人開始將之與過去曾引發軒然大波的蔡國強回顧展相比較，比規格、比經費、比名目、比票價，也比政治站台的可見角力。
北美館不是不懂外界的期待，筆者反倒認為，館方某種程度上巧妙地回應了「艾未未」之名所應得的「爭議熱點」，而與藝術家達成了「缺席」展的共識。話雖如此，外圍觀者實在很能確信這是否與藝術家協調確認後的結果？事實上，艾未未被限制了行動，也確實不可能出席台北的個展，「缺席」某方面來說僅是反映了真實的藝術家境況，就此而言，筆者並不認為我們可以在此大作文章；然而，藝術家本人卻在不同的專訪中表示：北美館並無認真、正式地邀請過他，並且聲稱若民間團體邀請，其「任何時候都可以來台灣，二十四小時，每一分鐘都可以」（注一）。甚至電台節目主持人邀請他來台灣出席「缺席」展，並刪劃掉「缺席」二字，艾未未也欣然同意（注二）。對此人格分裂的典型媒體反應，部分意見相信那是一種情緒性表達：因為值此之際，艾未未因被中國追繳所欠之高額逃漏稅（中國官方給定之罪名如此，真實與否不在本文討論範疇），而感到憤怒，因此不顧中國官方的禁令而宣布開始接受媒體採訪。
在此之前，龔卓軍於藝術雜誌上發表〈保持現狀‧無限迴避 論「艾未未‧缺席」展〉一文，其自美學政治的角度闡述了「艾未未‧缺席」展（簡稱「缺席」展）於三個層次的意涵，以及在新自由主義充斥的當前，艾未未之行動所帶來的影響與意義：一、受壓抑的冷物件美學；二、治理單位的缺席進而導致的無限匱乏（對比於期待中國自我毀滅之消極態度）；三、艾未未的個人文化資本之積累背後的隱憂（注三）。面對其文，筆者雖以不同角度與論述「立場」切入，但並無明顯跳出其部分討論框架，例如就「缺席」字面上的玩味、事件、觀展經驗、手冊與展品，及文化治理等面向之闡述。因此，筆者誠摯地希望以拙文做為一種有效的補充，除了補充龔文中所表示因所得消息有限而未能評斷藝術家的確實意圖外，也將更多力量放在探討北美館當前詭異行政結構的困境，以及專業被行政綁架的血淋淋體現，並期待日後台灣對國際展覽運作的更多可能。
如果我們都不可能熟知公部門行政運作的實際情形，那麼追問整個展覽模式是否經艾未未之手，以及北美館究竟有無邀請艾未未出席展覽，已如同羅生門般毫無意義。但不可否認的是，藝術家再次地運用媒體，大玩了「缺席」本身具有的弔詭特質：誰缺席？藝術家可能缺席在自己的個展嗎？是在什麼意義上缺席？是本人有無出席開幕場合，抑或對展覽等周邊計畫有無主導權，而後可以稱之為「缺席」？根據相關人士的消息指出，艾未未本人對整個展覽過程，從展品的挑選、畫冊文章的選輯、展題的命名等，皆握有近乎百分百的自主權，從此層面言之，上述的缺席提問都得到了解答（精確點講應該是「藝術家」本人是否缺席的提問），或許也因此失去了質問的意義。
從「誰怕艾未未？」再探「缺席」
艾未未不（能）來台出席開幕活動，是截至目前為止最為人所爭議的點之一，根據常理，除了藝術家已辭世，鮮少有藝術家不出席個展開幕的例子與理由。問題出在北美館初期曾片面地表示：「本館曾依例邀請藝術家參與佈展及開幕事宜，惟艾未未表達並無來台之計畫」（注四）；自此撻伐聲四起，關注新聞的人都知道藝術家為何沒有此計畫，北美館睜眼說瞎話？！同時期艾未未過去曾參與計畫的展覽於國際間陸續開展，各單位、機構皆公開發表聲明表示藝術家因被北京當局限制出境，而未能「出席」相關活動，部分也藉此表達了聲援。反觀北美館於國際藝術交流平台e-flux的宣傳內容，隻字未提藝術家遭受中國政府的種種處置，僅以「因為許多未能預期的事件發生」，說明藝術家本人缺席的理由，更不用提表示聲援（注五）。
筆者並非認為，北美館非得於國際平台公開表示對特定藝術家的處境與行為表示支持，如此才是符合國際潮流與期待云云；我所在意的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迴避事實的陳述？因而再次詭譎地讓自身（北美館＝台灣）落入以「艾未未知（之）名」所引發的後續爭議——「誰怕艾未未」？答案很難不是「北美館怕艾未未」，但怕什麼？這裡頭確實有太多政治的敏感意識存在，觀之開展後各政黨領袖對該展的反應，多數意見如龔卓軍，即將其解讀「台灣懼怕北京政權」：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在國家關係的層面上，迴避了表面的政治意識之衝突（因為可見的大國壓迫與暴力之「現實」），因此一切低調處理。或許是因為其在消息管道上的限制，龔文之分析導向或多或少也落入了某種如其所欲迴避的「物性」層次之討論進路，將艾未未視為某種「鏡射」，即便折射角度不同，但也射出了特定的意識形態之結果（注六）。相對於此，筆者較傾向另一種正向立場，如部分從「效應論」看待艾未未事件者所倡議者：將「艾未未作為一種方法」：與艾未未再次地不僅是藝術家，就此而言，「『艾未未』在台灣」，無疑地不僅止於得藉其「檢視」兩岸關係現況，更是一個積極能動的「方法」，是可能擾動台灣自身的處境與位置的（注七）。
《台灣是誰的？》一書作者范疇，也於報論中自艾未未對於台灣政治界與中國政權關係的短評中，揣想了其未說出口的言外之意：「台灣這麼小的地方、這麼點人，明明受到強權欺壓，竟然還弄出那麼多政治，在強權的意志下扭扭捏捏」，再對比於〈中國地圖〉一作，歸結出艾未未具有大中國意識的結論（注八）。筆者相信，艾未未本人都可能未必否認其「大中國意識」，而且毫無疑問他也是一位「愛國藝術家」，相對於其父親艾青所背負的「愛國詩人」之名，艾未未潛在地進行了國家的改造與再教育。誠然，北京政府也怕艾未未：首先，中國怕的是艾未未的行動可能喚起之「公民意識」，其次怕的是這樣的「愛國」行動可能「出賣」了其祖國。從中國的角度言之，艾未未可能過於澄透，以至於讓西方國際抹去了中國強有力的神祕面紗；然而，中國顯然多慮了。
一昧地認為台灣（特別是主體認同）在國際局勢上遭到漠視與壓制，不也有一種「小台灣意識」？正是這種（相對於大中國）「小台灣」的普遍缺乏自信，對於「缺席」展的論述很自然地就可能被導引至台灣在國際版圖的缺席。然而，在這種種的布局中，筆者認為北美館其實並不一定實際接獲了來自上級的指示，也不見得僅僅如某些言論所批評之：揣摩上意、拍馬屁等。除此之外，筆者較傾向於視之為公部門的犬儒心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沒事。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北美館自作聰明：相信藝術家將展名取做「缺席」，並挑選出許多較為安全的作品，因此順勢讓各種過去艾未未所建立的強力論述缺席於文宣及公開場合中，就可以「沒事」。事實或許正好相反，這種掩耳盜鈴之自欺心態，以及北美館將美術館自主性格之決定權拋向藝術家的「個展」，反倒讓艾未未嗅到了許多可以逗弄的空間：究竟是艾未未對此個展操作得較為「謹慎」，還是「台灣對我（艾未未）的展覽表現的比較謹慎」（注九）？北美館有沒有被將了一軍？
筆者也相信，這樣的運籌結果，很大程度來自於整個北美館上下暫時沒有「主事者」，而只是公務行政體系的自體運行而已。當然，再追問下去，從過去近幾年北美館館長的表現，我們也很難期望美術館的主體性可能在艾未未「缺席」展中「出席」。
另一種缺席——是什麼綁架了美術館的藝術專業？
做為一位知悉艾未未創作脈絡，且習於視圖的觀者，走在其展場中，看著每個過去曾於圖錄中見過的作品，陌生感卻直襲而來，觀念藝術（藝術類型的定義在本文中被略過）應該有的意識之交流，以及觀者與作品之間的智識交換，全然消失於展場中，更不用提其文化行動所可能帶來給台灣觀者的文化建構將於觀展中生發。其時，筆者首先懷疑的並非展品之品質低落，而是感受到某種距離的缺席；因為艾未未的論述與觀念被過度抽換，代之以平實、安全，且典型的白盒子展示，以及展場手冊所印製的作品說明，也被刻意地充斥以說明性之「無感」文字（相較於中國自行車所使用的橡膠輪胎所帶來的撲鼻臭味，這些說明文字實在很難令人有所「感覺」），造成了觀者與展品的「過於逼近」，少了那構成意義的「補遺」（supplement）——我們切實地看見了署名為「艾未未」的作品，被擺放至艾未未的個展當中，如此而已。
無感的文字說明，以及安全的展場佈置，讓艾未未的展場空間，不僅變成文字與展品皆兀自、安穩地在其所應有的位置，也讓觀者於展場中被「專業」的論述空間給馴化成乖巧的參觀民眾。這讓筆者不得不質疑：「這樣的乖巧觀者真的是艾未未想要的嗎？」在這樣的情境下，過去藝術家所期盼之來自於參觀民眾的無預警互動（甚至破壞），如偷取葵花籽等做為一個獨立個體所應具備的自發性反思，難道不是一種神話？再次地，拙文於此又交鋒於龔卓軍的論述進路，龔文亦推測藝術家可能刻意地以「無言物件式壓抑語調」開了台北美術館（與其觀眾）一個玩笑（注十）。確實，我們被消遣了一番，但相反於龔文所評述之迴避式「冷處理」，筆者相信這是一場「熱碰撞」（如文首所言），一如往常地，他將自身轉化成「媒體」，一方面消極地觀察我們，一方面也積極地「報導」台灣：台灣之「所是」與「應所是」；簡言之，這是一場由艾未未發起的社會行動，而且是在兩岸的層次上所進行者。
穩定、安全的展覽或許是其為了消極觀察的策略，充斥的維持穩定之態度，明顯出現在其〈永久自行車〉的大型裝置作品，自行車被錨釘得像是去構築一個堅固且幼稚的大型奇觀，自行車蘊含之「行動」、「持續變動」等積極意象因而被隱匿在「永久」的兩面諷喻，自行車奇觀諷刺地彷彿暗示著：「永久、固著，而未能改變」。〈安全帽〉與〈監視攝像頭〉也被當做古典雕塑作品，被放置於符合觀看視角的展示台上，並打上神聖的光。所有展品沒有一個被置放於艾未未「理應被討論的」脈絡上，沒有例外。唯一讓筆者會心一笑的意外（真的就只是意外）是，那斷了腳、坐不穩的大理石椅，讓我們看到了破口；遍視全場，筆者彷彿從展場中看到了一個多數人不甚熟悉的艾未未——傾向右派、保守的另一種「維（護）權（威）人士」，或者大膽地以中國的話來說，那不是「維穩人士」嗎？
維穩的態度不僅展現在作品的擺置與導覽手冊，更明顯地出現在執行策展人劉永仁的論述文字裡，其同樣將「爭議」自艾未未的藝術實踐中抽離，取而代之以形式美學的描述，並且在「觀念藝術」的大傘底下，將艾未未放置於杜象之脈絡中。我們完全沒有辦法說這樣的論述是錯的，但確實不令人滿意；館方策展人被期待的應是展現高度專業與野心，爭取國際展覽最好的呈現方式，達到真正「協調、斡旋」的功能，而非僅止於掛名與執行。再次地，北美館又為我們再現了「專業」態度：「於『美術館』內展示了『藝術家』的『藝術作品』」，一路專業到底。但稍微了解艾未未行動的意義價值者，絕不會同意簡單地視其為「藝術家」（恰好相反於謝小韞曾撰文指出者），也不會放過與其藝術態度相生演繹而來的社會行動與方針之行為記錄等作品（注十一）。對此，筆者認為，做為首都台北的美術館，確實在硬體匱乏上反應了需求，更反映出因長期缺乏改動的力量，以致習於用行政法令來包裝藝術之專業自主（這或許可以呼應龔卓軍所言之「政治美學」？）。
隱藏的價值
文末筆者想以「童話寓示」的角度揭示「缺席」展的再現意義，以呼應艾未未慣常操作的「奇觀寓言」手法。縱使論者提出許多可改進之處，但筆者並非認為此艾未未個展沒有展現任何價值，即便在「引介艾未未」之美術館具有的教育任務上算是失敗了，但藝術家極具個人特質的逗弄、戲耍之諷刺態度，確也毫無保留地體現在周邊的操作效應上，算是給了我們一個正視美術館危機的另一次契機（很大程度當然是因為有所對比於「蔡國強‧泡美術館」與其他「特展」）。
相較於龔卓軍對此「缺席」展所秉持的一貫批評：「意義的消極缺席」（筆者語），將此展視為一種被「有害」（因無害而有害）糖衣包裹的艷麗毒蘋果，筆者則認為這是「積極危機的出席」，讓我們看到了被蟲蛀壞的空洞。此展向我們提問的不是「艾未未為了台灣（此展）做了什麼？」，而是「『艾未未（之為一種方法）可以做什麼』？」，亦即，我們如何能撕開行政力量對藝文專業自主的包裝、如何能要求館方策展人對於美術館主體性的捍衛與建設，以及如何能有效發酵一個「藝術展覽」的社會╱文化之積極建構意義等，都在此展的後續討論中，可能逐漸被理出一個新的方向。
換言之，以艾未未之名，藝術家本身才是一個巨大的展覽，同時也是如陳泰松所言之「行動伺服」（Servo Motor）的操作者，若筆者理解無誤，此「行動伺服」永遠都不會是澄透或鏡射的，也絕不僅做為消極的訊息與動作之媒介，而是具有生發力量的主動能動性：不僅伺服了意義，也在於建構意義（注十二）。從「缺席」的角度言之，「艾未未」構成了整個展覽題目，並且包含了它，缺席的並不是藝術家本人，而是作品意義的失卻，這點藝術家本人也不能全然究責於北美館；另一方面，唯一出席的是「美術館的危機」（注十三）。
《現代美術》1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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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參見艾未未所接受之兩家台灣媒體的專訪：其一為由陳信聰主持之「有話好說」（公視），全文可見：http://talk.news.pts.org.tw/2011/11/blog-post_08.html#more （2011.12.12檢視），另一為楊憲宏主持之「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中央廣播電台），全文可見：http://n.yam.com/newtalk/politics/201111/20111116314575.html（2011.12.12檢視），與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3161（2011.12.12檢視），惟此兩版本用字遣詞稍有出入。
二、同上揭注一，艾未未於楊憲宏專訪時所言。
三、參見龔卓軍，〈保持現狀‧無限迴避 論「艾未未‧缺席」展〉，《今藝術》（2011.12），142-144、161-162。
四、參見顏若瑾，〈艾未未展 北美館不敢坦言的真相〉，《自由時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nov/1/today-art1.htm（2011.12.12檢視）。底線為筆者所加。
五、參見http://www.e-flux.com/shows/view/10311（2011.12.12檢視）。原文為「a variety of unanticipated events transpired」。
六、同前揭注三。
七、參見余在思，〈將事情重新打開的艾未未──「艾未未作為一種方法」〉，http://www.inmediahk.net/將事情重新打開的艾未未──「艾未未作為一種方法」%EF%B9%9D獨媒六四特刊%EF%B9%9E（2011.12.13檢視）。正是因為做為一種「方法」，我們才得以打開瞧瞧；本文立場引諸於此。
八、范疇根據艾未未之言：「台北的政界表現得很曖昧，作為一個小島政治完全屈服於強權，我覺得挺有意思的。」（引言出處可參考前注二，楊憲宏專訪內容）導出艾未未具有「大中國意識」之說。范疇之全文，可參見其文〈艾未未應洗脫大國意識〉，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4/112011113000555.html（2011.12.12檢視）。此說引起後續署名「為艾發炎」的投書回應：〈艾未未是大寫的公民！〉，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4/112011120200539.html（2011.12.12檢視），以及喬楚君之〈兩岸人民對中華民國定位的落差〉，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4/112011121200402.html（2011.12.12檢視）。
九、同前揭注二。
十、同前揭注三。
十一、參見謝小韞，〈藝術家艾未未〉，《聯合報》（2011.06.07），另可參見網路版，http://loveaiww.blogspot.com/2011/06/67.html（2011.12.12檢視）。
十二、陳泰松於一場名為「藝術家：社會的交往者」之座談會引言中表示：「社會，一個巨大機器的運作，而藝術家在此被擬稱為『伺服機動』（Servo Motor）的操作者。這個詞原意是指『伺服馬達』或『伺動馬達』，被引申為：對社會體制運作進行干預的裝置，而藝術家就是操作這種裝置的人。」座談中討論藝術家如何在其與社會的交往關係中，做為一積極主動的伺服，以開啟社會行動的新關係。該座談內容後刊載於《今藝術》，筆者參考為該雜誌之社群官網，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161281983883340（上），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161282900549915（下）（2011.12.13檢視）。
十三、截至筆者完稿之際，各論者皆從不同角度闡釋「艾未未‧缺席」展，究竟在何種關係下「被缺席」，例如顧爾德於《中國時報》之「觀念平台」所言：「缺席的居然不是艾未未，而是台灣」，http://news.chinatimes.com/reading/110513/112011121300553.html（2011.12.13檢視）。相反地，拙文較不在乎艾未未「被」缺席與否，而集中探討缺席之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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