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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愛」－當卡薩諾瓦遇上少年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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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澤
全球化是今天的時髦字眼，上個世紀中葉以來，世界各地研究比較文學的學者，也許可說是最早推動文化全球化的人。1990年諾貝爾獎得主，墨西哥詩人帕茲便是這方面的先覺者，他的幾本重要著《沼地之子》、《在印度的微光中》以及《雙重火焰》，往往縱橫東西文化，在各大文學傳統之間進行對話與匯通。不少學者以為基督教、脫離了民族色彩濃厚的猶太教，以保羅為其大希臘世界的福音使者，乃是第一個現代宗教，第一個全球化的教。在這個意義上，帕茲的《雙重火焰》論古今情愛傳統（包括日本的《源氏物語》和中國的《紅樓夢》），不但展現了他的淵博，似乎可以逕視為新的情愛福音傳播者。
（但，我們，唉，如何說「愛」？如何，在可能和不可能的場合，在此刻當下的任一某一瞬間，迸出那個神聖的字眼，那個凡人遠遠，唉，無法承受的字眼，「愛」？）
（相對於「我喜歡你」，「我愛你」，或是神奇的獨角獸，或是浪漫騎士的聖杯，只能造成取悅天秤上的嚴重失衡。你我，所以害怕說愛，根深蒂固的困難來自於：我們知道，學說愛並不只是，學說另一種形式的甜言蜜語—東方情色傳統所說的「風花雪月」，在說愛的同時，我們也在對自己進行一場愛情的教義問答，進行一場靈魂的自我探詢。）
比較文學的作家、學者，專注於匯通東西方文學，必然對本國文學產生新的看法，同時對外國文學，透過辨證，找到新的角度和對話空間。若干年前，著名比文學學者夏志清，發表自承一生最重要的論點，他認為，中國古典文學比不上西洋文學，相對於古典文學，五四以來受西方思潮影響的現代文學，反而較能認知人性的真相，關懷眾生云云。我的看法與夏教授大相逕庭：我覺得，從十七、十八世紀《金瓶梅》與《紅樓夢》的寫作、出版以降，中國人的精神史就沒有多大的進步。
西方近代文學中，愛情文學是核心文類，五四以後，我們和西方的愛情接軌，閱讀《少年維特的煩惱》、《紅與黑》、《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追憶似水年華》、《情人》、《愛在瘟疫蔓延時》諸多名著…文學革命百年之後，很遺憾地，卻沒有出現什麼重要的愛情小說，足跟西方文壇，跟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家、作品對話。
且讓我們照照西洋鏡，挪借西方詞彙來為我們的情愛文化紓困、解套。如果你不反對，我們其實可以想，集中國情色傳統大成的賈寶玉乃是，純正波西米亞血統，博愛座，洋溢赤子之心，任性濫情兼忘我，只是大觀園圍堵住他的抈春夢與性幻想，讓他成天下意淫第一人。如果將賈寶玉放逐到威尼斯、巴黎等大城市四處流浪，他那詩人般的想像力，既荒唐又癲狂的行徑，和莎翁筆下的西方愛人相比－莎翁說，詩人愛人和瘋子是神聖的三位一體一將毫不遜色。在我想中，他會是十八世界的卡薩諾瓦、十九世紀的波特萊爾、二十世紀的巴索里尼。
這樣一來，賈寶玉如果是卡薩諾瓦，自憐自艾的林黛玉就是歌德筆下的少年維特。永遠以浪漫派的有色眼睛看世界，傷春悲秋，一詠三嘆，對落花款款致意，「花落亡亡」云云，徹底的唯我論調調。維特最後透過自殺來追求愛的完成，和維特不的是，黛玉的愛更接近李商隱式「蠟炬成灰淚始乾」的癡情，雖然展現了生離死別的纏綿悱惻，卻只是了一椿風月帳，最終沒有得到，也不希冀解脫或救贖。我們可以說，她的痴是一種靜態觀念，是一個主體的內在精神狀態，並沒有真正建立和他人之的互動關係。
情和愛有何不同？兩者於不同的哲學、神學傳統；概括地說，情的觀念預設人性本善，訴諸人的純真；情是禮教的觀念、倫理的概念，是社會化的名詞。中國詩人李白、李商隱、杜牧、晏小山、姜夔，都是老於風月的談情聖手，然而在他們哀感頑豔的詩詞裡，只有失落和悵然的情緒，找不到西方愛情文學底層的那份濃濃的悲劇性色彩，那種充滿自我矛盾、懷疑和否定的追尋辯證。
愛，就佛家的空或慈悲觀念，乃是一種求解脫、求救贖的信仰。簡單地說，愛觀念建築在靈與欲、善與惡的永恆鬥士上，人生的虛無瘋狂，人性的無明無知，不停折衝於文明與自然之間的人類，其實是一具具癲狂不羈的身體，等待救贖解脫。從西方文學回望，《金瓶梅》雖不標榜愛，正是這樣一本墮入善惡靈欲的深淵，充滿了控制與反控制、施虐與受虐，逼近文明邊界的奇書異典。身為讀者，不待作者一番道德諷諭與規勸，在目睹了所有赤裸裸的肉身崇拜與殺伐之後，不免暗自盼望，有慈悲為懷的神力，將你我從眾生皆著世間超拔出來。
依余英時的說法，《紅樓夢》創造了兩個對立的世界，也就是，對照園外現實世界的世故齷齪，大觀園內盡是浪漫天真，人性本善的純真夢想。在白先勇《孽子》書中，我們依稀看到同樣的主題結構，以新公園對應大觀園，園內嗷嗷待哺的青春鳥，園外風雨交加的現實世界。然而，《紅樓夢》裡另有一個更重要的架構，也就是賈寶玉在夢中所經歷的太虛幻境。是一個情色靈魂的象徵劇場，賈寶玉在其中喝「千紅一窟」的茶，飲「萬艷同杯」的酒，聆聽充滿預言性的，「悲金悼玉」的紅樓夢歌劇。透過這樣的夢境設計，在我看來，作者曹雪芹不但反省、總結之前的情色文學，也大步向西方的愛情傳統。
我們知道，情色傳統中的男人每每談情而不及於愛，女人既是慾望物，也是一種文學符碼。女人無法參與男人的情色論述，往往只能用身體作為自我表述的工具或武器，去攪亂象徵體制，去獵守男人的靈魂與身體。而女人這套表述系統雖然逃逸於體制、律法之外，卻以其大地之母底姿態，真正靠近代性的愛。賈寶玉角色的精采之處就在於，他剛好站在男人與女人、（東方）情人與（西方）愛人的交界。
怡紅公子賈寶玉喜歡穿紅掛綠，被標舉為大觀園「群芳之冠」其理何在？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以李後主為主觀的詩人之最，只因後者「生長於深宮之中，婦人之手。」賈寶玉比後主更像個「混世魔王」，他不單具有陰陽同體特質，而且親近園內園外眾多的女人男人〈他所親近的，如秦鍾，柳香蓮、蔣玉函、亦皆為陰陽同體之人〉賈寶玉白天四處遊走，展現風流公子哥兒，卡薩諾瓦般的世故，晚上睡在園子裡，自功名利祿的男人世界中隔絶出來，陽氣迭散，益發以陰性慾望主體的代言人和保護者自居。他和社會目為下的戲子、婢女和同性戀相濡以沫，且在黛玉身上找到了完美的女神和謬思形象。因此，在黛玉死後，他了另一個少年維特，用看似自私行徑的出家自度餘生，不單成了情色幻空的辯證輪迴，也為園中？女子的命運找到神話的歸宿。
如何學說愛？當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時，我們得同時面對，過而未去的本土情色傳統和來而未至的西方愛情傳統。我們同樣也得面對，色與空，自度與他度的哲學神學主題。《紅樓夢》提供一個世俗華麗的語言世界，飲食、服飾、階級等文化符碼、細節堆積如山，不斷擴張形成一張巨大的網絡。不過，作者曹雪芹卻將整個網絡置於一個「空」的觀念之下，整個故事是一場夢，一切繁華風月都是空，但夢又如肉體般具體，因而在虛與實、真與假、幻與空的系列對照之間，遁入了太虛幻境，進而發現世界的極限，語言極限，及其超越的途徑。相對於《金瓶梅》，《紅樓夢》搆到了一種高度的語言哲學習層次，甄寶玉、賈寶玉云云並非時興的語言遊戲，而是在語言的界限之外，在抒情詩的不落言詮之外，有一個既飽滿又空白，既靠近愛又接近死的地方被找到了。
為要說愛？我們發現，惟有以愛為名，勇於在愛情的黑夜場域進行一場靈與欲的肉身辯證，我們才能發掘善與惡的界限，語言與身體的界限，打破社會的規範符碼，跨越性邊界，逼出我們自己的新性靈。
(奧塔維歐．帕茲《雙重火焰》推薦序 2004 邊城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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