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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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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傳興
朋友寄來法國今年四月的剪報，《世界報》和《解放報》刊載幾篇關於最近出版的阿圖舍（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自傳和傳記（由Yann Moulien Boutang撰寫）的書評。不可避免地，這些評論皆將重點放在阿圖舍精神錯亂下弒妻的悲劇，盡力著墨他的精神病歷想要拼湊出罪行的謎底。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一個灰色的星期日清晨，阿圖舍衝出雲母街（Rue d'ulm）高等師範學院宿舍嘶喊他已勒殺妻子，隨後立即被送往聖安娜醫院由精神科醫師診斷判定他是在精神錯亂下做出的行為，不必負任何責任，但從此他必須從社會中隔離。在朋友幫助下他雖可避開精神醫院的長期看管而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對做為影響時代的哲學家，讓馬克思主義科學化、產生全新的認識論斷裂，進而擴散、滲透，改變了傳統哲學思想的阿圖舍而言，這種人間隔離無疑地是一種更為殘酷的刑罰，一種更為極端的死亡，被消音成為陰影如活死人一般，生命最後的十年可能只是某種期待另一個死亡的到臨和在這之間的無止盡無意識幽靈的折磨。
時代的症狀。阿圖舍在法國哲學界的重要性使得這個事件產生異常重大的影響和意義。想想看，六○年代的聖經《解讀資本論》、《護衛馬克思》的作者會是一個殺妻的精神病患這個事實對當時法國思想界會產生多大的震驚！尤其是對那些曾經參與或激烈擁護六八年五月革命的人他們的震憾更是何其巨大。介於瘋狂與哲學之間所謂高度嚴謹的科學與理性是否只是一種虛幻妄想，是否還存在著任何真理可言？隨著事件的發生阿圖舍自我摧毀了他所建立和擴散的著作與思想。阿圖舍事件象徵性地開啟了一九八○年代法國思想界低迷、猶疑不安的年代。相當反諷與矛盾的是，法國思潮此時都在歐美各地逐一攻占各個學術重鎮獲得近乎全面性的領導地位。八○年代前半葉做為留學生的我正巧碰上這段昏黃茫然的「後六八狀態」。懷疑與憂鬱的情緒厚重的籠罩著巴黎這個被班雅明盛讚的十九世紀現代城市。一切皆在崩解與死亡（精神與生理）。先前所曾經狂熱捍衛的真理與信念，轉眼間動搖成妄。除了阿圖舍事件之外，傅柯在八四年六月感染愛滋病逝世也引起不小的波動，雖然他是同性戀著這回事已是半公開的秘密，但是在八四年愛滋病尚未擴散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傳染疾病，對於愛滋病的瞭解完全是黑暗無知，甚至視之為一種不名譽之疾病有若十九世紀的梅毒。猶記得那時法國報界還為傅柯是否患了愛滋病而論爭一番，起因於家屬刊登醫生證明極力否認他是死於愛滋病。傅柯瀕死之時他最後研究軀體與權力關係的「生物—政治」研究系列，所謂的《性史》之後面兩冊出版：《自我的關照》（Le Souci de Soi）和《愉悅之用途》（L'usage des plaisir）。「性史」的研究標誌著傅柯在七○年代末學術方向轉變的成果，關於傅柯的轉變動機和原因有很多種說法，其中之一頗具決定性的就是他原本對於政治革命抱有高度烏托邦理想，熱心支持幫助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和伊朗的柯梅尼革命，然而隨著柯梅尼上台取代先前的政權後卻是一個更為專制、非理性的宗教狂熱獨裁政府，理想的破滅促使傅柯重新思考另一種「理性」。
阿圖舍事件，傅柯的愛滋病，不僅這些，八○年代前半葉法國思想界陸續不斷有引領時代思潮者凋零或意外逝去。先是在一九八○年三月羅蘭‧巴特車禍不治，緊接著四月沙特逝世，再來就是拉崗在解散他一手創立的精神分析王國「巴黎佛洛依德學院」I'Écde Freudienne dePARIS; E.F.P, 1964-1980）重組改為「佛洛依德之道學院」（I'Ecole de la Canse Freudienne）之後一年多去世（一九八一年九月）。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新馬克思主義、新歷史哲學、拉崗精神分析，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之內，這些開創時代思潮的先行者突然離去而留下不可彌補的空洞，很自然地人們會不斷的問：「誰是下一個？」，這個問題同時表示了一種企需新的思想大師的等待，但也是對於下一個不可知的命運結論的宿命焦慮。
雖然命運偶合地將這些父親的形徵之最後終點排列在一起——就像在迴應他們當年同時共倡新思潮一般 ——但這種同時性並不意謂當時浮現的憂鬱與懷疑不安的時代情緒是因這些喪逝而形成。非也。其實若由他們各自的哲學思想背景而言，這些人所追隨延續的無非是十九世紀的三大大令人疑慮不安的顛覆思想家，馬克思、尼采與佛洛依德，皆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與角度去闡明人與主體的取消。套用阿圖舍的一句名言「歷史是一個沒有主體的過程」，這些人皆在體現這樣的歷史過程，隨他們而逝的是所有十九世紀的殘存慾望與理想，某種「現代性」的終結之表徵，瘋狂與疾病。也許可以這樣瞭解，八○年代前半葉在法國思想界所出現的低迷與懷疑狀態，表面上看去是因應「後六八狀態」的革命狂熱——政治與思想、知識——受挫後產生的負面反應，但這只是一種較為片面的因果解釋；這種狀態根柢是對十九世紀殘存衍活的「現代」之死亡所發出的喪祭憂鬱。他們是最後的現代之子。
尚—克婁米湼在《模糊不清的名稱》（Les Noms indistincts Jean-CLaude Milner, 1983, éditions duSeuil）書中稱呼他們這一代成長於六○年代的法國學者為「自我浪費的一代」，他以異常感傷的口吻描述他們這一代雖比五○年代存在主義的前輩們犯的錯誤來得更少，思想和對事物的批判觀察也比前一代來得更深更透澈，而同時更重要的是他們這一代未曾碰上前一代的巨大戰亂激變，沒有史達林也沒有希特勒，但是這個近乎完全沒有任何局限壓制，有高度自由的一代到最後卻免不了一種近乎宿命式的責罰，像猶太人一般的被四散各地（diaspora,dispersion），不再能聚合：
但是今天誰若願意再去談論一代人的聚合之事那他就只能提出一個字：四散（dispersion）。甚至是這樣的程度——如果要有較適切的辭彙那應該是從猶太人的被驅散四方（diaspora）和災厄（Sinistre）這些辭之中借用：在一座廢棄無人的城市之廢墟當中，幽靈在那裡徘徊，有的沈默無言，有的廢話連篇，有的無所事事，有的盡忙些瘋狂的工作。（註1）這些（現代）廢墟的幽靈彼此避免相逢，若不幸碰上了，就只能闇默相對。作者質問究竟是犯下什麼樣的大罪才造成今天如此沈重的責罰而使他們自我詛咒，迴避任何有關真理效應的論述。一種十足悲觀、懷疑論的口吻具現了彼時迷茫的時代氛圍。猶記得那時法國的學術、思想界紛紛傳出改宗變節的消息，不乏「六八」時期原是激進毛派者右轉去研究神學——各種的神學，從基督教到可蘭經等等——或是一些先前被批判為右派的保守哲學（如某位極重要的左翼哲學家一夕之間變成柏格森主義信徒）。哲想領域裡，倫理學成為熱門話題，而逐漸取代先前引領風騷的本體論與知識論。「他者」（L'autre）引聚了大量的論述，化成各種面貌。如果我們不失之過簡的話，八○年代出現的種種新思潮（種族論述，殖民、後殖民論述，國家主義、區域論述）其實無非是源自那種逃避主體取消後空洞化的命運和焦慮而去尋求「他者」的彌補，八○年代似乎是「他者」直接、立即的降臨，而不再托身於先前之「衍異」、「差異」、「紛爭」等等強調「非—同」的否定性異質論述，這段時期，空氣中除了飄散迷離的憂鬱昏黃的情緒外，也充滿異國雜攘的情調。從一位素以引介俄國形式主義理論進入法國學界為名的學者口中，我很意外地竟然聽到的是孟德斯鳩的虛構《波斯信簡》（Lettres Persanes, 1758），和歐洲殖民帝國的先驅，神父和商人寫的「旅行日誌」和「民族誌」。語言學課程中，雖還是頗為形式化但分析的不再是抽象的語言結構，任何日常生活語言甚至包括國罵三字經這些另一種語言也在這時成為大家熱烈討論的對象。而從自己的一知半解閱讀李維納斯（E.LéVinas）的奧秘哲學中隱約的感觸到西方哲學中一直被排除出去的猶太思維如何透過他化，做為一種不可思但又必須的「他者」來期待和恐懼，比如我們今天的「解構」也多少是受到這個「他者」的滲透。
八○年代的法國（或西方？）思潮是一個「他者」波動的時間。做為這個年代的始點事件，阿圖舍事件精神疾病化之，傅柯軀體化之，他們皆是在最後經過接納「他者」而至成為與他者之間持有一分特異關係。讓我們借用李維納斯的詞「他存」（Autrment Q'uà être），這之後、之間的「海德格事件」和「德曼事件」等等不也皆是在某種慾求他者之他者的展現？「他存」所示的一特徵即是不讓主體能夠像尤里西斯懷鄉復返故國那般的回轉到自身，「他存」促使主體不斷走向他者，不斷走出自己，不斷被拋擲於外游離世間，在這種情形下讓主體的自戀鏡像不得形成——主體被判定流放，甚至不得以形成主體。從這特徵我們可以瞭解前引的尚—克婁米湼所描述的八○年代初法國知識界所出現的低迷狀態，四散各方的意義是「他存」的現象，自戀鏡像的碎裂不得形成，主體不再能回返自身的災厄；而非僅是一種後六八的信念瓦解之社會、意識型態狀況的因果事實。也即是先前的否定性的「非—同」求異到目前的「企需『他者』」這裡頭存有某種必然性和歷史性。八○年代是一個「轉捩點」，「他者」年代，在西方社會。
造型藝術在六○年代以後的法國和文藝思想界之間的關係似乎逐漸疏遠，不再像戰前那般的緊密共體。六○年代蓬勃發展的思潮在文學、戲劇、電影、音樂這些藝術中皆有所對應而發生重大的改革，獨獨在造型藝術，尤其是美術見不到任何新思維之痕跡。僅只在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像六八年五月學生運動等等，才看得到美術參與對話，參與社會改進的運動。除這些例外，總的來說，在這段時期中思維的創造遠超過圖象的創造，圖象好似深為語言（文字或口語）所困縛。法國的美術從這段時期開始進入緩慢冗長的枯竭死亡階段，向外，於現實層面上紐約取代巴黎成為新的國際藝術中心，政治、經濟、創造上皆呈現新秩序、新霸權；而內在方面又出現了上述的形象思維的割裂不對稱，圖象創造不僅未從新哲學思維中去尋求任何新的可能展望與生機，它甚至自我疏離，孤立於一種極端封閉的獨我論之中。如果說，法國新思潮在六○年代閃爍出少見的最後「現代」之火花一直耀亮到八○年代方才崩解釋出自戀、獨我論的症兆和危機，那麼圖象秩序的先行枯竭與緩死是否可被視為預言？形象思維的耗弱表徵想像秩序之裂縫和「自我」的危機，這些負像以否定方式暗喻豐腴盛放的新思潮之下的不安暗影。
對於尚—克雷何（Jean Claire）這麼重要的法國藝評家而言，八○年代初在西方出現的各種新繪畫皆只不過是從已死的現代藝術之遺體上去割取、盜用片斷據為己有，但卻毫無新意與生命可言。他特別指出過度膨脹的評論和作品貧弱的不正常現象：
很少有一個時代像我們的有如此之分裂介於它所生產的貧弱作品和他們之中隨意之任一者所引出的過度膨脹評論。（註2）
與其說這是尚—克雷何對於西方新繪畫的批評，不如說是他自我反映而歸結了六○年代以降出現在法國的「圖象受制於語言」之異常現象衍展到八○年代成為更極端的語言泛濫的過度評論。他和尚—克婁米湼同樣的悲觀，認為我們正在生活體驗所謂的「現代藝術觀念的終結」：
我們正生活體驗終結，不是藝術的終結，也或許不是現代性之終結，而是我們生活體驗現代藝術觀念的終結（la Fin deL'dee d'art moderne）（註3）
作者從二十世紀末高度發展，急劇擴張增加的所謂「現代美術舘」這個現象中看出「現代藝術觀念的終結」的徵兆。宣稱「現代藝術之觀念的終結」其實也即是在告示現代藝術之本質——自主性——之結束，以及種種隨之而至的崩解邏輯。做為現代藝術自主性之展現的「國際風格」當然也免不了碎解的命運，區域地理、文化將重新定義、型塑藝術的新面貌；藝術和歷史的關係也將被逼得要從先前的失憶、無記憶狀態中復回其歷史性，構造新的矛盾藝術史觀。
相較於上述瀰漫於八○年初巴黎的低迷悲觀色調，奧利瓦所提出的超前衛藝術理論顯得極度的愉悅無畏、無疑。嚴格講起來，奧利瓦是一位綜合主義、折衷論者，他的理論論述極大部分是承繼或演繹發展戰後的法國新思潮。所提出的眾多超前衛詩學原則——瘋狂非理性的美學創作，叛徒意識型態，游牧、多語系的創作，可逆轉重敘的史觀，化解意義之主宰性透過種種的意具強調（模糊意象，過度揮霍之表現），以及現代作品之兩大特徵——碎片、片斷化和反諷修辭，當然，強調愉悅與慾望的創作生產過程也是必須要談的。
這些原則對於一個正處於學習研究法國思想的我而言可說是極為熟悉，那時節我正苦惱於早先勉力鑽研的一些知識理論皆面臨上述的斷裂危機，奧利瓦超前衛理論的出現讓我有一轉圜的場所，用另一種方式去瞭解和接受危機。超前衛理論吸納、重構法國思想將之區域化，這個事實一方面指出國際主義巨大論述的退位，另一方面則提供一個文化思想擴散傳遞的軌跡模式，也即是借用奧利瓦的例子我嘗試去思索什麼樣的方式才是較適切的傳遞知識方法，因此，我必須不斷的移動自己的位置從「他者」、從異鄉人的角度再去重新建構所學習認知的。閱讀超前衛理論的經驗，現在回想起來，是頗為矛盾和有趣。經常我會被文章中過度的折衷犬儒態度所激惱，但更常有的是我會很訝異為什麼在地理方位上僅只是一山之隔的南北兩國竟然會有如此大的文化思想間距，奧利瓦某些論點實際上是法國思想界所早已討論過，或甚至推駁釐清過的。這種差距的現象平撫我的疑慮是否該將一些已被人視之為過度形式主義化的知識如符號學分析方式引介到台灣，如何將西方當前出現的文化特殊狀況、後現代論述，以較為全面和系統性的方式介紹和分析。這裡面存有的歷史、地理差異必須要坦然直接面對。
奧利瓦的超前衛理論強調極度的愉悅，甚至狂喜的態度，也幫我得以從低迷的時代憂鬱氛圍中喘息。他的這種愉悅無畏無疑的態度一直持續到今天都絲毫未曾更改，雖然在這十年之間世界已經歷過巨大的變革。在〈藝術作品的死亡，死亡的現場廣播〉（《Flash Art》160期，1991，10月）一開場他就以這種方式定義熱、冷超前衛：
熱超前衛朝向化解藝術史去工作，冷超前衛現在則繼續提出對於物體的化解。兩者都引向死亡，一者朝向繪畫的死亡，另一個朝向雕塑的死亡。但這裡並未蘊涵任何藝術死亡，就像蘇格拉底之死並不蘊涵他的哲學之死（註4）。他在這裡所談的死亡純然不同於尚—克雷何所說的「現代藝術觀念的終結」那種悲觀色彩。奧利瓦指的是一種顛覆性破壞意義，澈底摧毀所謂的「藝術作品」的神聖性與歷史性，也即是對於藝術的「聖光」（Aura）這種至上性之化解。對他而言，根本沒有所謂「藝術死亡」這一回事，「死亡」並不是終結而是另一種創造：
藝術死亡成為一種今後創造豐富性的場所——一種運作的場所用來逃避生命的圖表化範疇，以及生命和其最終之終結。……假若藝術死亡是生產性，那麼當然啦也就無所謂藝術死亡這一回事，也沒有任何規定能夠決定其終結。（註5）
十年的愉悅，拒絕死亡，這就是超前衛的生命？
（原載於雄獅美術月刊 ，1992年8月258期，頁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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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尚—克婁米涅〈模糊不清的名稱〉一四五頁。
註2：《Considérations sur L’ état des Beaux-Arts, Critique de la Modernité》,1983, éditions Gallimard, pl2。
註3：同前註, p21
註4：奧利瓦〈藝術作品的死之，死之的現場廣播〉一二八頁。
註5：〈Art Dies Lightly, keeping Death alive〉《FlashArt》No.62 , 1992,一月～二月，九九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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