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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化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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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吳嘉瑄
把人類當做動物來對待——值得同情和憐憫，他們的靈魂，他們的肉體都同樣的可悲。——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註1）
小說《一座島嶼的可能性》（La possibilité d'un île）裡，刪除了肉體感覺、沒有慾望、沒有情緒的複製人，即便如此評論他們的人類祖先，但最終也仍想找尋一處可擁有幸福快樂感受的新天堂。儘管科技讓人類身體得以抑制或擺脫某些生物性的限制，但人類對於科技的矛盾情結卻始終存在，而這也同時廣泛地出現在各種關於未來的想像圖景中。
科技時代中的身體遭遇
科技已然全面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因而產生出複雜、多元的人類社會景觀，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向我們揭示了這個時代由於通訊媒體全面開展出的平面，因而走向一個沒有任何隱喻、事物被通訊與資訊完全消溶，以致於暴露得太過明白、沒有祕密的「猥褻」（obscenity）景象，而人類即彷彿走近／進了科幻小說一般：
這是一個時間、肉體和快樂被微型化、微處理化，被賦予電子指令的時代。（註2）
布希亞認為，這個時代裡的事物彼此相互連結、溝通，並集中於腦袋與基因密碼，而此兩二者便足以運算出人存有的定義，因而人的肉體在此縮小後能立即取得的效應中，就顯得多餘而毫無用處。布希亞所謂「縮小後能立即取得」的效應，或可用以說明一個科技時代裡的重要特徵，而最明顯的例子便發生在網路空間中，魏特罕（Margaret Wertheim）便討論了網路興起後一個關於人存在的重要概念：人類是否能在肉體死亡後、或超越真實肉體的侷限，以數位形式再構靈魂，透過上載、下載而繼續活在網路空間中，與「一切」結合而成為「全知」而永恆的生命狀態。
人類因為科技的介入，可能出現新的存在意義；相對地，人類對於自身存在的危機意識也隨之有增無減，討論也更加劇烈、極端：當科技全面介入人類生活後，科技是否可能取代人類（無論是身體抑或靈魂）？魏特罕討論的「網路的靈魂空間」現象，透露出某些人們將理想寄託在科技上，特別是網路空間，將網路空間視為是某種「明亮、沒有實體」的理想城邦，在裡面，人們得以投射多重自我與身分，更可更進一步「擺脫物質形象的束縛」獲得永生，網路世界因而成為超越時間空間的天國（註3），生活中的真實與虛幻的分野也愈加難以辨識。
這種將人未來存在的理想訴諸於科技進步的看法，在許多20世紀晚期的理論思潮傳統中皆可見到，其中所隱含的是一種笛卡兒主義式（Cartesianism）的思維，亦即一種將身體與靈魂、思維對立起來的二元區分概念，強調意識與理性做為人的主體，並忽略身體所具有的動物性。此種看法延續笛卡兒的觀點認為，科技的發展乃是人類進化的結果，可說是一種理想的發展狀態，心智可以被轉移至機器上，機器得以擁有（類似於）人類的智慧與靈魂，人因而也等同於機器；更甚者，人的肉體可以被取代，並因此獲得某種肉體與精神上的永生形式，而人與科技（機器）的界線也終將消弭。這種將人的主體建構在科技（機器）上的觀點，不啻與笛卡兒以理性建構人主體的概念極為相似：人的身體都成為他們排除的對象；身體在此是退化、式微的，理性／靈魂至上，人因此成為某種非體現（disembodied）、抽象的生存面貌。
相對於此，另一種論點則試圖跳脫笛卡兒主義式的思考，認為對於人主體的認識應該既是身體而又是靈魂、思維的，無法與身體分離而單獨存在。梅洛–龐蒂（Mairoce Merleau-Ponty）的現象學重新界定了身體的意義，並賦予其相對的主體重要性，對人的身、心與世界以及彼此間之互動關係提出新的見解。他認為知覺的主體並非是純粹的思考者，而是一「身體–主體」——是精神的，同時也是肉體的；人的主體即是一種「肉身的主體」（body-subject），人是透過此具體存在的肉身去與所處環境互動，進而得以感知世界，並與世界發生關連。梅洛–龐蒂指出了人類身體在主體建構中的重要性，而這即為有別於笛卡兒主義式論點的重要思考點，也就是說，這樣的觀點認為，科技介入人的生活後，人的智慧、靈魂並非就可從此脫離肉體，而是必須透過肉身身體的實際存在而體現（embodied）；人的身體與科技之間並非處於對立的位置，而是一種共處、合作的關係，身體在科技中亦不會退化或消失。
編碼化的身體
以上兩造觀點，透露出在科技時代裡人類主體／身體議題的複雜性；而對應到當代藝術創作的景況，對此的思考也由於受到快速流動、變化的科技媒體形式的影響而有所轉向：越來越多「編碼化的身體」，展現出的即是創作者用以表達、形塑科技時代人存在的處境的表現方式。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以「媒體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闡明了一個時代的科技如何影響並形塑出人事關連與人類活動的規模與形式：
任何媒體——也就是我們本身任何擴充延伸——對個人、社會造成的影響後果，都來自於我們每有延伸，或可說科技每有新發展，便為人事導入了新的規模層級所致。（註4）
科技擁有強大而綿密的影響力，每當新的科技媒體出現時，便會輕而易舉地改變人類感官的使用分配比例或知覺的型態，例如從口語（耳朵，聽覺）到印刷（眼睛，視覺）再到電子媒體（中樞神經系統，全感官）的過程。麥克魯漢的媒體論說明了創作者無可避免地會受到時代氛圍的吸引，使用科技媒體的技術，並因此改變了當代身體的輪廓與形象，以及人們對此的感官知覺。
在此，所謂的「編碼化的身體」或許還可以布希亞之言來說明，亦即：
把肉體的移動和各種嘗試，置換為電流或電子指令。（註5）
透過這項改變，人的身體因而成為了某種肉體與科技媒體雜交的景象；而布希亞所提及的某些讓資訊與通訊變得更加猥褻的特質，例如流動（fluidity）、四處蔓生（branching）、隨手可得（availability）、表演性強（performativity）、自由的表達（free expression）、吸引力廣而多變（polyvalence）等等，也不妨將之視為是科技媒體形式的特徵與內涵。而「編碼化的身體」正是創作者使用了此等科技媒體形式後所描繪出的人類存在新樣貌，它向我們展現的，即是可不斷置換、可分裂、複製與無限擴展、符號化以及視覺化的形象。同時，也因為科技時代裡由通訊、資訊網絡相互連結、交換、接觸所形成之平滑的運算介面（螢幕），因而「編碼化的身體」也是扁平化、影像化的，甚至擺脫人肉體的形象而成為一種純然抽象的訊息。
關於新世代的創作實踐
在台灣，自1990年代末期後，「編碼化的身體」成為越來越多創作者選擇的表現方式，這些創作者所展現的身體，有別於之前由於身體與精神上長期遭受政治的禁錮或壓迫，因而選擇以自身身體的行動來做為批判體制或與之抗爭的政治性身體。隨著台灣政治氛圍的改變與社會的轉型，以真實身體的形式來直接衝撞「大他者」（the Other）的意象已逐漸遠去，取而代之的是創作者使用新的科技媒體技術，來探究在這個逐漸內縮而趨於一致的世界裡關於靈與肉的種種課題。
其中堪稱代表的，便是洪東祿2001至2002年的系列作品「涅盤」。洪東祿在「涅盤」中創造出一虛擬人物「小紅」，身體具科技透明感的「小紅」在冰冷的工業試管中誕生、複製、成長與死亡，而他（或她、抑或無性別）所代表的即是藝術家對於未來人類存在的想望：有著智慧及解脫的心、可進入生命不生不滅的涅盤境界。而他在今年新作「安卓羅伊」（Android）系列中，則創造出「安卓羅伊」——亦即外表、行為皆類似於人類、「活生生」的機器人，或具有機器外貌的人類。虛擬的「安卓羅伊」反映出藝術家關於靈肉可以分離的概念，說明了人的靈魂可以脫離肉體而進駐、複製到機器上，人與機器的界線在未來可能消失。
再將時序拉近來觀察1980年代前後出生的創作者，這些年輕藝術家的創作由於受到時代科技媒體的深刻影響，因此與其延伸出的無所不在的影像、訊息、商品消費文化等緊密結合；身體，在他們作品中便經常成為虛實交織的混合形象，並擁有多種層次的內裡。
科技一向被視為是改善／良人類身體的工具，陳育民在「FACE VALUE」系列中，以具魅力卻又疏離的身體上一道深長裂縫，批判了人類企圖藉助整型科技來完成重構自我身體景觀與認同的賽伯格（cyborg）式想望。蘇育賢乾淨、冷調的作品《我想我是這麼的愛你》，以矯枉理性的過正來獲取感性，鏡面不鏽鋼質感的軀體只是某個與現實生活擦撞的介面，目的是要讓觀者去感覺一種因失去事物把握的能力而所獲得的異化經驗。
周育正的《畫像》將流行而具誘惑（消費）力的女體影像放大成馬賽克畫面，再處理為油畫質地，並保留小部分馬賽克的網點效果，反映出身體在數位時代中不斷被置換與再造，因而失去原有意義，成為感性的消費符號。而在侯怡亭「Usurper」（篡位者）及「搖啊搖」系列那裡，自我身分的認知與真實身體的感覺由於大量充斥的影像而有所轉變，身體成為了肉體真實感與各種流行符號交雜的介面。
「我作為我所在的邊緣」系列中，郭泓穎以整齊、重複的空間感安插自己不斷複製的身體，這些不同姿態的身體「是我，也可能都不是我」，並在空間殖民慾望的開展中進行自我主體的角力。宇中怡的《失焦Ⅱ》藉由自我分身凝視鏡中的另一個自己，表達出某種自我精神狀態的混亂與失序，試圖釐清並定位自身所在。而《Face Out》則是林俊良面對數位時代所出現的對於非身體性、非物質性現象的不適，以及對回歸身為人的主體性的渴望，因而耗費時間以重複拼貼方式製作分格影像，試圖透過感覺而非畫面去辨識自我及他人。
《比爾先生的早晨》裡的身體做為了一純粹的影像語言，陳萬仁以一個全世界都認識的「非風景」中的身體，描繪了社會人際間的疏離氛圍，以及數位時代人類的符號化自我認知所產生的溝通模式。陳怡潔的「趨光體」系列以MSN小人圖示，表達了現代人依賴數位網路（上線）的趨光特質，用以說明我們已被訊息規格化、均質化的感知與表述方式。
葛如鈞、詹力韋、許加緯及陳郁欣的《一個都不能少》，蒐集網路傳輸過程中掉落的網路封包，而後加以重組、重現，提出了對於數位化溝通形式是形成多重自我或自我被稀釋的詰問。《Goodgirl Search》裡打著馬賽克、穿著內衣並不斷重複機器人腔調的「好女孩」，讀音戲擬為「GOOGLE」，有著「非人」身體和強大搜尋能力，藉此余政達反諷地回應了網路資訊對人的全面包圍，展現出急速膨脹的資訊流現象，以及由無數具身體所製造出的人類共同記憶。
(刊登於典藏今藝術2008.11月號，194期，pp17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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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余中先譯，《一座島嶼的可能性》（La possibilité d'un île），台北：大塊文化，2006，頁42。
註2：Jean Baudrillard,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Bernard and Caroline Schutze (Translation), Sylvère Lotringer (ed), New York, 1988. 請參考李家沂譯，〈通訊狂歡〉，《中外文學》，第24卷第7期，頁31-41。
註3：魏特罕（Margret Wertheim），薛絢譯，《空間地圖》（The Pearly Gates of Cyberspace: A History of Space from Dante to the Internet），台北：商務，1999，頁205-229。
註4：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鄭明萱譯，《認識媒體：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台北：貓頭鷹，頁36。
註5：同註2，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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