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嘗試做這樣的一個觀念敘述時，如果這算是一種對情況的假設運用，那麼在思考此理論之所謂知識地位時，依然需要有一界定研究範疇的根據，當然，若以「現代主義後」的情況言之，則反叛美學及主導意識文化主流並與之決斷的實質情形似乎是背反的！而此同時也由於人對透明的社會，與絕對完整的溝通之寄以厚望而適時給予此種背反以適切的容忍與存在確立的機會；正如此論述本身所直接想傳達的一句話......一切的存在都是可以成為測量的對象！

儘管它有著媚俗作態的心理；而我這般企圖造勢的無奈，直指現代生活整體與知識的矛盾，與其說，這個理論想解決問題求得答案，倒不如說係個人對此種當代的矛盾根源試圖在整體文化範疇中找出（或提出）問題來的有意義。我知道但不確定，這樣的思考是否係基因於對自我的治療（精神上）作用，是否係一種個人肯定性思維的勝利，因為思想的再定義有助於精神的操作與社會現實的操作產生協調，而精神上的治療便是它的目的。當人的思想不再具有超越一種既是公理的又是屬於既定話語和行為領域共存的概念框架時，思想將與現實處於同一的水平，屬於人的精神也將難再有成長的機會；如Roland Barthe 所言「在當代現狀中，一切政治著作都只能發生作用到鞏固一個警察世界，同時，一切著作都只能產生一種不再敢說出自己名稱的para-litterature」（誤衍文學）。而我是第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