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連德誠1993炎黃雜誌

編按：
「替代空間」是個舶來品，它為藝術品提供另一種展示空間，並間接地激發了藝術的自主性功能。近幾年來，台灣也開始出現了相似於替代空間的機構，然而它是否又一次「文化的移植」，還是能真正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呢﹖

前言
近幾年來，特別是二號公寓及伊通公園相繼成立之後，國內藝術界也開紿以「替代空間」來稱美術館（文化中心）及畫廊以外的展覽空間。基本上，這是正確的。亦即是說，替代空間是在已經建立的藝術系統（簡言之，藝術品的製作到藝術品的展售，畫室到畫廊及美術館）之外另尋出路。相較於已建立的藝術系統之規模及成效而言，有人稱替代空間為非主流空間（畫廊／美術館為主流空間），這也無可厚非。但是因為替代空間的另尋出路，它與主流空間形成相同起點（畫室）的兩線，究竟該維持什麼樣的情況，具體地說：它們應避免去碰觸呢﹖還是兩者終會匯集成更大的動流，卻產生了兩極的看法。因此，替代空間的爭議與批評似乎在所難免。
也許，我個人的看法較實際些，我認為，談替代空間，它的實際經驗相當重要，而且事實上，理論（理想）與實際並不是互相排斥的，我們應該重視的是替代空間在實際的經營中，怎樣參酌它的理論性（理想性）及因應外在現實情況皂壓力及改變來維持它的運作，換言之，重要的是，替代空間在藝術系統之外的藝術展演，如何扮演及調整它理論上不同於主流的角色，及它的運作在當代藝術整體的發展中具有何種功能﹖意義如何﹖

既成建制的反動
黛安娜．克蕾因（Diana Crane） 在《前衛的轉變》（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ant-Garde） 一書中，寫道：「到了七○年代，因為越來越多的藝術創作，畫廊業者越來越難一一適切地加以評估。據估計，某些畫廊業者每年平均要看五千套年輕藝術家所提出的作品幻燈片，很多藝術家不能找到畫廊展覽。合作經營的畫廊及替代空間的設立是為了提供新藝術的發展一些展示空間，這些組織是藝術既成的建制的反動──它們似乎越來越抗拒新的風格。」
從這裡我們可以大略地看到替代空間是在什麼情況下出現的：一方面藝術家越來越多，展覽空間一位難求，另一方面，美術館及畫廊「越來越抗拒新的風格」（或者較開放的作法：先觀望一陣子）。所以，什麼是替代空間呢﹖簡單地說：新及空間。但是替代空間提供的不只是硬體的展示空間，在藝術系統之內數百家美術館／畫廊之外再增加幾個展覽空間，並不能容納每年至少五千位藝術家，在藝術的發展上也缺乏「新」意。替代空間不只是「量」的有限擴增，替代空間不的空間須要以「新」去裝置，亦即是，如黛安娜．克蕾因的說法：它為「藝術既成的建制的反動者」開放。
羅伯．艾特金斯（Rodert Atkins） 在《藝術說話－當代觀念、運動及術語導引》（Art speak: A Guide toContemporary Ideas, Movements, and Buzzwords）一書中，介紹替代空間，更為具體：替代空間在一九六九年最先出現於紐約。一九七○年成立了格陸街九八號、艾波（Apple） 及格陵街一一二號，這些都是藝術家經營或專為藝術家而設的小規模非營利性機構。在一個普遍的藝術實驗對多數美術館、商業的及藝術家合作經營的畫廊懷有敵意的時代中，這些獨立的機構是必要的。替代空間透過展現女性藝術家，亞洲、非洲、拉丁族裔藝術家的作品，極力支持女性主義及種族的多樣性。整個一九七○年代，替代空間在美國、加拿大、及某些西歐的主要城市蔓延開來，（加拿大，替代空間稱為平行畫廊parallel galleries）。如果沒有替代空間作為裝置藝術、錄影藝術、表演藝術及其他觀念藝術形式的展演場所，一九七○年代的多元主義是根本無法想像的。
到了八○年代初期，替代空間的性質變得更多樣，一些剛畢業的藝術科系學生還能在店門前找到場所做錄影藝術及表演藝術，但某些替代空間已經發展成結構完整的機構，擁有大量的職員及來自基金會、市政府、國家藝術基金會的充實經費。現在，藝術家的組織或藝術家經營的機構是較被看好的術語。而代表美國替代空間的組織是在華盛頓D.C.的國家藝術組織協會....諷刺的是，八○年代初期的一代，開始視這些機構為遠離藝術世界商業中樞的一種建制。這種態度促使紐約東村的藝術家開設多少有些傳統的畫廊來展示他們的作品。」
從艾特金斯的介紹，我們很容易看出來七○年代以來美國替代空間的特色：簡言之，在藝術系統（美術館／畫廊）之外，藝術家經營或專為藝術家而設，非營利性（針對畫廊的商業性），實驗的及前衛的（裝置、錄影、表演的觀念的藝術），女性主義的及少數族裔的（拒斥美術館／畫廊所承襲的美學傳統，以及以西方白種男性為中心的藝術／史的解構），如果說，替代空間的根本精神是藝術既成體制的反動，那麼替代空間骨子裡確實是相當前衛的，最具體的例子，達達的伏爾泰酒吧，但是伏爾泰酒吧還是西方白種男人玩的一種反藝術的藝術遊戲，替代空間連伏爾泰酒吧都要顛覆、都要替代。

現身說法
台灣的替代空間又如何呢﹖
首先讓我們看看他們現身說法：
一、二號公寓
「二號公寓為一個co-op視覺藝術發表空間，由一群藝術工作者以共同經營方式維持，自一九八九年八月成立以來（已三年餘）我們希望以自由、自覺、自發、自助的精神，塑、雕、塗、畫、拉、捏、寫、談、論、評我們的藝術環境，從現在談現代，以理性態度談新、談本土、。」
二、NO-1
「NO-１為一非營利性藝術作品發表空間，由一群有誠心，想為台灣藝壇奉獻心力的年輕藝術工作者整合策劃而成，希望提供年輕藝術家一個更活潑自由的創作展示空間。NO-１是一個純粹展覽空間，所以不論何種媒材創作者，我們在場地合適、費用極低的情況下，全力提供作品展出機會。但一九九○年十二月，我們除了主動發掘具優秀潛力之新人加入發表展出外，也希望從事創作的年輕藝術工作者主動與我們聯繫，共同為這展覽空間注入新精神、新生命。」
三、伊通公園
「伊通公園是一群藝術創作者的實踐空間，作品型態及空間之運作方式，多屬造型思考，精神凝聚之實驗性嘗試，以純粹自主的空間性格，呈現創作多元向度的自由價值觀，成立於一九八八年秋天，『伊通公園』經過三年的篳路襤縷，二年的實際展出活動，目前規劃為三個區域：(一)藝術空間的人性人設計：邀展作品以生活空間性為主，以藝術家的美學經驗給生活空間更多的可能性。
(二)實驗性申請展：提供中性空間給國內外藝術家發表作品或實踐理念。
(三)階段性企劃展：以主題邀請已具純粹性之各類藝術家與大眾對話，共同探索藝術的質地。
我們希望此處是一個深具人性的活動空間，不以商業為取向，以我們的誠摯創作更多的新的可能性。」

進行比對
在進行比對之前，我要說明的是，我們談論及引介西方的替代空間，並不是要用它來檢驗、度量台灣的替代空間，說這個是那個不是，這是不必要的，也未免太小看自己。雖然，替代空間，無疑的，是一個進口的說法與做法，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替代空間只是有樣學樣，人云亦云。事實上，二號公寓也好，伊通公園也好，及稍後的NO-1相繼成立，自有它現實及心理上的需要（它未必是基於類似前衛藝術的考慮），某種程度的比較我們的替代空間與西方的替代空間是必需的、方便的，它不但有助於我們認識西方，而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們更能了解自己，我們的替代空間沒有必要去學西方，因為我們有我們不同的情況及運轉條件，但西方的替代空間的經驗可供我們借鏡參考。
不可否認的，下面的比對是相當粗略的：
(一)非營利性：這是中西的的替代空間一致的主張，及各有程度不同的彈性做法。很明顯地，替代空間宣稱「非營利性」主要是衝著畫廊所可能帶來的商業化的脅迫而來，而我們的替代空間的彈性做法，，既然有別於畫廊的四六或五五，所以也就免除了一般畫廊辦展覽的責任及義務。但因為多數替代空間藝術家的作品形式及媒材運用，本來就不易為藝術市場所接受，所以彈性做法也不能保證業績，只能靠運氣，就更有彈性，樂捐常取代了抽成。樂捐的說法很妙，它證明了替代空間的非營利性，但藝術家偶而還是可以做些小買賣。
(二)西方替代空間與藝術系統的距離（之外）、與補足（另一種選擇）甚至對立（顛覆、反動）的關係，在我們的替代空間中是不容易看到的。我們的替代空間對藝術系統並沒有這種強烈甚至敵對的態度，我們甚至不排斥畫廊的邀請（誘惑）。最具體的例子，二號公寓不只在美術館搞「前衛、實驗，一九九一公寓特展」，也在高雄阿普、台南高高畫廊及台中黃河藝術中心舉行「本、土、性」展。藝術本質上，我們的替代空間是相當「現代美術館」的。伊通公園的「作品型態及空間之運作方式，多屬造型思考，造型凝聚之實驗性嚐試，以純粹自主的空間性格，呈現藝術創作多元向度的自由價值觀」看起來頗有幾分像美術館的官方說法，NO-1「希望提供年輕藝術家一個更活潑自由的創作展示空間」雖然多了一點點比較（更）的意味，也不過是台北市立美術館地下室多了一間「B04」。換句話說，人家的替代空間的前衛性、反體制的精神在我們的替代空間中是很難看到的，也就是說，我們的替代空間，至少比較上而言，主要是空間的問題，而不是替代的問題，說得具體一點，如果藝術家越來越多，而畫廊有它市場考慮，而美術館至少須要四、五年才能排到一檔（那還要評審通過），那麼替代空間就更形需要了。
(三)因為我們的替代空間主要是多提供一個「中性空間」（伊通公園的說法），而不是「另一個」空間。所以類似西方替代空間的女性主義、少數族裔的文化認同、多種族間政治、社會的問題....也就不容易進來，進來了也很快被「藝術的歸藝術」搓掉。前一陣子，台北一兩家畫廊接連地推出幾檔女性藝術家的聯展（與婦女新知的串連），女性主義藝術在媒體上也時有所聞，但這些女性藝術家的大本營─二號公寓，不只從未辦過女性主義的專題（替代空間以實際的展演活動來鼓吹支持），對女性主義藝術也從來未置一詞。
(四)所以我們的替代空間的「中性空間」就更容易強調它在前衛的藝術形式上的實驗，即中性「裝置、錄影、表演、觀念藝術」，多的是純粹美學的思考，藝術自主性的追求。有人看二號公寓的「公寓特展」，特別是工地秀及流水席，認為二號公寓是社會批判的團體，其實，二號公寓固然有幾個這一類的藝術家，但就像它有幾個女性藝術家，但並沒有吹擂女性主義藝術一樣，批判性藝術只是個選擇，而非團體的取向、標籤。二號公寓尊重它二十餘個成員不同的藝術表現，這種多元的表現凸顯了二號公寓空間的中性，替代空間只是空間，沒有色彩。
綜上所述，我們的替代空間不同於西方的替代空間，它不是西方前衛的從邊緣、非主流向中心、主流（對女性主義及少數族裔而言，是西方白色的男性的）體制與系統的反擊與顛覆；而是從邊緣、支流向中心、主流（特別是美術館）匯集。（此處須要澄清的是，雖然西方當代藝術不乏從替代空間竄起而終被美術館及畫廊網羅收編的例子，但這種西方藝術體制不斷擴建─通常是逐步地說降、收編反動藝術的既定體制的前衛藝術／家的過程，不能與我們的替代空間向主流匯集的情況一概而論。）

積極作用
從另一個角度看，西方替代空間強調它與藝術體制不同（甚至對立），而台灣的替代空間則配屬在整個藝術系統之內，它較少有質的改變，而是量的擴增。如果我們的替代空間中缺乏前衛藝衛那種反體制的質素，而多元主義中的他性又在中性的空間中被隔離開來，那麼，我們的替代空間在同質的藝術系統中究竟還能替代什麼﹖下列幾方面，我認為在台灣的替代空間經驗中是相當重要的，它不只可以讓我們看到替代空間在現存的藝術系統中有它積極的作用，同時在台灣當代藝術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不容忽視的角色。
其一，替代空間作為美術館／畫廊的再現。（再現是一種替代）。替代空間的空間總是模倣著美術館／畫廊，如果我們的藝術家少有抗拒藝術系統的，亦即，如果大多數的藝術家最終的目的地都是美術館／畫廊，那麼在展覽空間一位難求的情況下，替代空間頗能提供一種「畫（再現）餅充飢」「望梅止渴」的暫時的慰藉。另一方面，替代空間這種再現，對美術館／畫廊而言，它變成挑選藝術家的重要場所。一九九○年，二號公寓成立未滿一年，台北一家畫廊已開始到二號公寓「挖」角，安排聯展及個展檔期，同年，台北市立美術館開放B04實驗空間，第一檔敲定二號公寓的公寓特展。當代空間似乎變成畫廊專／職業對藝術家的儲訓班，美術館某些大小展覽的預演舞台。替代空間既然不是終點，那麼它是藝術家邁向美術館及畫廊的中途站、一種跳板（對新手而言，替代空間內定期的個展及一年數次的聯展，以及外面畫廊的邀展，可以在短期之內豐富他的展演經驗，充實他的畫歷；這是進入藝術系統內相當「客觀」的條件），一種可以停靠窩身的棲所。現在我們的替代空間的藝術家中，多的是進可攻、退可守的美術館／畫廊／替代空間的三窟狡兔。
其二，我們的替代空間幾乎可以說是東西方藝術濡（acculturation） 過程具體的展現場所。二號公寓曾宣擁有十九個外國藝術頭士學位。而伊通公園的藝術家也大多是學成歸國的藝術家，國內藝評也好，圈內的談論也好，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某某留學美國所以有美國風，某某從法國回來就帶法國味....基本上這種說法是不成問題，因為到那裡去學受那裡影響沾點郼邊的習氣，本來就是很自然的事；比較值得觀察研究的是：個別藝術家在濡化過程中選擇什麼樣的濾網，亦即他受那方面的影響﹖程度如何﹖以及更有趣的，這種情況在他回國之後是否有所調整、有所轉變﹖再者，因為替代空間常駐藝術家多數渡過洋，它自然變成更多後來歸國的及短期停留的中外藝術家的聚合之地，他們在替代空間定期或不定期的演講、對談、幻燈欣賞，甚或閒聊，使替代空間差不多變成直接（面對面）而生動的轉播站；交換的不只是藝壇的小道消息，還有國內、國際的藝術資訊....更重要的是，配合他們的展覽，持續引介西方的當代藝術。（雖然未必是有系統而全面的。）
其三，我們的替代空間不只是藝術的空間，也是人的空間，套用伊通公園的說詞：「是一個深具人性的藝術空間。」關於這點，伊通公園的運作，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們要說的不是咖啡、葡萄酒及坐下來聊聊的美妙氣氛，重要的是，在替代空間中，藝術與人：創作者及欣賞者，這三者所構成的整體很容易維持它的完整，在藝術系統中，無論是畫廊還是美術館，其間的關係常常是斷裂的、單向的、片面的、冰冷的，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了解幾難達致，對觀眾而言，藝術家隱而不見，面對的藝術作品易流為主觀及自我投射的鏡子；同樣的，對藝術家而言，觀眾來來去去，無從掌握。而作品一旦完成之後，移開畫室放置在空白的展覽空間中像斷線的風箏，換言之，藝術系統的展示空間保留的只是人與作品（或者人與自我）的對話，而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直接的對話相當可貴的部分被切除在展示空間之外。這種情況亦可見於文字小說之寫作及閱讀上，口述文學中一些極精彩的部分也遺失了。我們的替代空間，理想的說法，正可以彌補這種遺失，它可以把人與藝術的對話放在更具人性的人與人的對話整體脈絡中，這種人與藝術的整體性的追求，在我們的替代空間草創之初，果實尤其圓美。因為二號公寓也好，伊通公園也好，甚至NO-1的組成，都是朋友拉朋友，變成大家都是朋友，它構成替代空間緊密而親切的人脈網路。這樣的替代空間不只是人與藝術對話的空間，更是人與人、朋友與朋友對話的藝術空間。
其四，至少目前看來如此，就藝術團體的角度來看，畫會（或其同類形式）逐漸凋零，它似乎在八○年代末期完成了它在台灣美術發展上的歷史任務，取而代之的，當然就是「替代空間」，前不久，有媒體報導：二號公寓、伊通公園及台北畫派幾乎構成台北現代藝術的主體，相較於替代空間，畫會的聲勢顯得相當薄弱。更有趣的是，很多過去畫會的成員都是替代空間的原始會員。很難說，替代空間是九○年代的主要趨勢，但畫會的聲音越來越小是可以預見的：一方面畫會會員或彼此意見相左或有其他原因離去而使畫會自動解體。另方面，在藝術系統逐漸完備的時代，除非畫會自有展出空間或者整個畫會同時有畫廊大力支持，否則實在難有展演的舞台。
替代空間作為一種特殊的新興的藝術團體，它與畫會較明顯的不同有二：首先替代空間有自己的展演空間（它還伴隨一種自由：不必經過美術館的評審及免於畫廊商業性的干預）；另外，更值得討論的是，畫會常是同學或同道（志）所組成的，通常有較一致的目標及類同的藝術觀（有時連風格都類似），也就是說，畫會強調的是交集，是「派系」的凸顯，而替代空間則昭來各路英雄好漢，不去求同而在顯異，它尊重「他性」─這原是替代空間的重要精神。如二號公寓在「一九九一公寓特展」的說圣法：「雖然....是一個總體，但它由十五個『局部決定』的個體戶並置而成，它們明顯呈現一種無公約性（incommensurability）....並追求或達成任何一致的意見，說不定還應用不同的語言，各有各的遊戲規則....」簡言之，替代空間是一個多元化的團體。
如果畫會式微，替代空間替代了畫會成為九○年代台灣美術發展的重鎮，這種藝術團體的轉變背後的重要訊息是：台灣的現代藝術工作者愈來愈多，而藝術表現也愈來愈多元。替代空間的出現不只在某種程度上集結了藝術家並滿足了他們空間的需要，並且推動及映現了當代藝術波瀾壯闊的前景。替代空間的出現，標示了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比較而言，伊通公園的空間較開放，它除了最基本的成員的檔期之外，能夠很有彈性地吸納剛回國或剛畢業的藝術家，讓他們辦個展或聯展，偶而伊通公園也辦一些一、二十人的小作品主題展，相對地，二號公寓的運作就顯得閉鎖，它大多排成員的個展，及成員的「專題展」，通常一年只排一檔「徵選展」或「策劃展」，對外開放。「空間不夠開放」是多數急於尋找展出空間的藝術家（特別是剛回國的藝術家）對二號公寓的批評問題是，再多幾個二號公寓或伊通公園，同樣的問題還是存在，還是有人找不到展出空間。我們樂見越來越多人從事現代藝術的創作，而硬體空間的問題其實容易解決，替代空間，從這個角度講，就是一種變通的辦法，藝術家可以在藝術系統（美術館／畫廊）之外，甚至在替代空間之外，另尋替代空間。

結語
當然，最理想的還是：替代空間是一種理念。（至少這是對我們的替代空間的期望），也就是說，在實踐上，它不但可以解決藝術硬體空間的問題，同時，在藝術軟體上，它標示一個「之外」「不同」（中性的），甚至「負面」「否定的」（具攻擊性、顛覆性）的辨證的藝術空間。
替代空間追求的是「總體性」。

文／連德誠1994.10 藝術家
侯宜人在上個月《藝術家》「夢月遊移」一文中寫道：「五年前的構想，五年後一間無址美術館誕生，而一個替代空間死。」
這個替代空間指的是二號公寓。
記得我曾談過我個人對我們替代空間的了解與期待。
二號公寓「死」了，墓碑上可寫著：「五年前，一九八九年八月中旬，二號公寓在和平東路的小巷子內的公寓房子中舉行開幕聯展。五年後，一九九四年八月下旬，二號公寓的二十多位成員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盛大地演出『最後一夜』，那是二號公寓『停止空間』的告別展：整整五年。」
五年，算是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