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洞見爽：評吳宇棠個展 》文 / 陳泰松

若有人把藝術當成「知」的問題，那他不是意義的焦慮者，便是把「知」弄成一場空的虛無主義者；吳宇棠最近的個展讓人想到後者。因為「知」只充當誘餌，當我們獲知時，也因它被捕獲，等於宣告一切的無──如魚餌被吞，也吊走吞噬者自認主體的地位。更險惡的是，即使看不懂，我們在「看」的趨力下也構成另一種形式的被捕獲。

雖是極端的說法，卻是我推介吳宇棠個展的理由所在：一來是對稀少的關注，當代藝術少有人像這樣在做觀念；二來是在科技藝術的數位時代裏，它不用影視媒體，而以物件裝置來展演擬像，並以所謂的「所知障」反諷觀者對作品意義的索求。然而，必須有個「所知」，否則「所知障」無法成說，有一件鏡子裝置最能說明這個概念。這裏有相互映照的兩面鏡，一塊是平面鏡，表面有一層因塵埃固著而成的半透明漬膜，刻寫一句引述聖經創世紀的話“God saw that it was good.＂、一幅吹泡泡小孩的畫像及Visualmone一字──費洛蒙激素與視覺性兩字合併的造字，比喻「視覺訊息之於特定對象的吸引力」。這些書寫相當隱微，且容易漏看，因為須要一定的高度（藝術家的身高）與視角，且觀鏡者大都會把視焦投向反射中的鏡像，而非鏡面表層的跡象上；而凸面鏡製造歪像，用以吸引視線，將焦距從鏡像深處拉回，聚集於它的表層上。更複雜的是下方垂吊兩個玻璃器，當中有“I am lying＂一句的印寫，地面上則放置橢圓桶，內有痱子粉與插上溫度計的頭髮，內壁印有法文 ELLE A CHAUD（她感到熱）。

這些便是讓觀者所知的。然而，凡是由此進入文本意義的解讀都必然會掉入藝術家所說的「所知障」，像是一個自我凝視的屏幕。能不讀嗎？當然不，要讀！因為作為觀者，讀是注定的；但應從陷阱本身來讀，就藝術家所暗示的，而焦點便是「膜」。正如鏡子裝置，凸面鏡旨在變焦，將深度的幻象拉回到表層的歪像，聚焦於鏡面上的漬膜：塵埃。這比什麼都好，上帝看了也說，因為漬膜至少間隔化了「鏡像的我」，一個對真義、最高所指的預設。這個預設是慾望成因，並動員它的對象，如展場中一具妖媚的男塑膠模特兒所注視的東西：裝在塑膠氣泡紙裏的素描，內容雖是手的輪廓線，但實仿自色情圖片，是女郎張開雙腿，手掩下體的手勢。是窺慾，幻見「她感到熱」，但什麼也看不到，像一尊被剔眼的石膏像，眼珠比譏諷更淫虐地反被凝視，展示在儀器瓶裏，或非常拜物地鑲在顱骨內──至於窗戶的懸掛，不是開口造景，而是物件本身的展示，明顯是擱置再現裝置的隱喻。

其實，「我在說謊」是個障眼法，因為什麼謊也沒說；它就是個誘餌，讓觀者設想那裏有個尚待揭露的實情。「謊」難免在此是個寓言，若有深度之說，那只為了指陳一個因知慾而生的幻見。既然是慾，如拉岡所言，「知是為爽而作用著」。深奧是表象的媚惑，使「看」如激凸地爽，是柏拉圖視覺理型的悖反。如Breughel的《盲者寓言》，此複製畫被吳宇棠援引為解讀的陷溺──聖經典故，意指「盲者引導盲者，兩者都掉入洞裏」。難道藝術家與觀者兩者都掉到洞裏？此洞如淵，但給的不是一個困局，而是帶有本體論的爽。


註：本文原刊《民生報》【文化風信】（2006.2.8），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