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困溺在台灣之中的台灣當代藝術 》文 / 王嘉驥

一九九○年代以前，台灣藝術界仍可見到各種畫會與畫派。一九九○年代以後，台灣藝術市場經濟勃起，畫會與畫派逐漸伏流化或甚至銷聲匿跡，替之而起的流行現象是個體化的藝術家逐一與畫廊結合，形成一九九○年代前期的畫廊戰國時代。

同樣是在一九九○年代中期，藝術基金會的成立也突然蔚為一種新興風氣，甚至成為台灣現當代藝術的連帶推手。然而，隨著一九九○年代後期，台灣總體經濟與藝術市場經濟同步快速衰萎，藝術基金會的情勢也急轉直下。其中，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從全盛而墜底，更成了見證藝術基金會在台灣發展的苦果。一九九○年代末期，以提振或暢興藝術為使命的純正藝術基金會已經退潮，即使台灣民間現存仍有少數幾個與藝術相關的藝術基金會，然而，大抵很難擺脫主要為企業集團服務的性質，或成為提升與潤飾其文化形象的一種公關手段或文宣籌碼。藝術基金會的美好時代已如曇花一現。

台灣藝術社會走到一九九○年代末，畫廊早已陷入淒風苦雨的嚴重經濟衰頹期。關門大吉或如一攤死水的畫廊比比皆是。此時，藝術家的畫廊經紀時代彷彿已成過往歷史。同一時期蔚為風氣的新現象則是，許多原本靠行的職業藝術家紛紛筏向學院。一時之間，爭取研究所學位資格，成為許多職業藝術家的新出路。

來到二十一世紀開頭的這幾年，台灣藝壇赫然出現各式各樣與林林總總的藝術協會、聯盟或登記立案的藝術工作室與藝術策劃公司。藝術家創業以謀生成為新氣象。從公共藝術到晚近炒得火熱的文化創意產業，不管是協會或聯盟也好，藝術工作室也好，藝術策劃公司也好，藝術界諸多老少均插足分羹，如此，藝術工作者成了領官餉，靠官方外包案或委託案打工過日的臨時文化工人。短短幾年內，政府成了全台灣最大的文化業主兼發包商，藝術工作者有的成了專門競標與承攬政府文化藝術工程案的工頭或領班，其餘大多則成為前者領下的「藝勞」。

在文化創意產業大纛的招搖吶喊之下，一九九○年代末期以來，藝術界人士以最大的空間創意，透過胼手胝足與極有限的資源，所戮力開創或爭取得來的各種官方與民間的另類或替代藝術展演空間，眼前也陸陸續續面臨斷炊與維續的困難。在官方所提文化創意產業的新論述之下，量化的產值或營業額成為一種新價值。藝術家不再以其創作的優秀與精良與否，作為評估其對台灣當代文化與藝術的貢獻，而必須用資本主義市場的相對貨幣兌換價值，來證明其創意的價值。以這樣的產業邏輯來檢視過往以來，純粹以發表創作為主的另類或替代藝術空間，後者只怕難以舉證其因舉辦展覽所能創造的營業額。令人憂心的是，官方晚近幾年方纔釋出的閒置空間，會否因為今日官方所訂的政策新調，致使政府又一一回收這些彌足珍貴的發表性之藝術展出空間，將其轉作惟產值是問的創意公司或廠房之用？

當前的台灣已是一個不斷在朝全球資本主義發展與轉型的經濟社會，然而，藝術界卻反常出現「大家都在吃公家飯或分公家羹」的現象，實在令人大惑不解，更不知令人該喜或該憂？尤其晚近兩年多來，國家文藝基金會的常態或專案類贊助與補助計畫，更是明顯出現民間畫廊、藝術空間以及美術館，突然大量投靠官方贊助與補助之現象。這樣的警訊已經明明白白看出，台灣藝術產業的頹圮蕭條，已經明顯影響並壓迫到藝術家創作與發表的空間。眼前台灣藝術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光憑政府用金錢或津貼的方式，來贊助與補助藝術創作及其產業，就能補足或解決。與藝術創作息息相關的產業，既已來到危急存亡之秋的嚴重階段，連帶也影響了藝術創作的士氣與風氣的廢弛，官方的贊助與補助資源已經不足以接濟，或扭轉大局，因而應該亟思如何從基礎結構上，進行重建，或積極補強抓漏，以營造良好的創作、發表與藝術市場環境。

當代藝術創作做為再現一個地區文化特色、強度與認同的重要面向之一，原本就不可能，也不應該用量化的商品產值或營業額，做為認定其價值與意義的準則。金錢價值或當下的市場成交價值，在在都只是藝術的一種相對價值，而不是絕對價值，更不應該用這種相對的價值，做為檢驗或蓋棺論定藝術成就的主要標準。藝術史與藝術市場的經驗法則告訴我們，寂寂無名的藝術家及其創作儘管可能不見容於當代，或可能受當代所忽略，然而，卻可能是建構未來的藝術歷史，或後人在理解過往歷史的重要參考與證物。藉此，更可知道「產值」的相對性與潛在的短視性。

政府固然可以從量化與產值化的短期觀點，將視覺藝術納入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要項之一。然而，卻也應該針對視覺藝術的可量化與不可量化，進行通盤的認知與因應，以對症下藥。眼前一切只談「經濟」的「藝術創意產業」，已經明顯因為觀念的偏差，以及資源分配的不均與失衡現象，造成了視覺藝術界的「政治」問題。

純粹藝術創作並非沒有產值，只是這種產值必須從歷史縱深的角度，來加以包容與鼓勵。今日的不受青睞，或有可能成為明日的璞玉明珠，甚至是歷史的關鍵樞紐。歷史不會因為今日藝術的沒有產值，而在來日無情地視而不見或輕易加以跳過。一個有為的政府，一個有理想且尊重文化藝術的政權，應該建立各種可能的鼓勵與保護政策，以發揚本土的文化與藝術，而鞏固本土的文藝資產，而不是用粗暴、市儈或物化的產值與營業額，來衡量藝術創作，甚至鼓勵原本以純粹創作自許的專業藝術家走向開設公司行號的「創業」之路。

台灣的藝術創作與發表，原本已經因為台灣身分在國際舞台上的困境，而明顯處於國際藝壇的邊緣。如今，文化創意產業一躍成為官方推動創意經濟的寵兒，如此，原本就屬弱勢與低調的純粹藝術創作，更將因此而成為台灣社會的更邊緣者。原本傑出的職業藝術家如今紛紛棄甲轉戰學院追逐學位，謀求未來能夠擠身學院教職，以維持生計，這無疑已是純粹藝術邊緣化的一項危機訊號。

屬於發表性且短期無明顯產值可能的純粹藝術創作，應該受到重視。這類創作所反映或再現的，並非台灣藝術經濟的產業競爭力，而是台灣做為一個具有獨立自主精神的文化城國，所擁有的藝術理想性與精神性。這種抽象的理想與精神，不容以簡單的量化手段，或是用秤金拈兩的買賣價值，來加以衡量與定位。台灣當代藝術想要能夠充分再現當下台灣整體社會與文化的活力特色、理想性與積極的未來性，如果沒有一個全力支持與容忍台灣當代藝術發展的官方政府與民間社會，是絕無可能有光明前途的。

眼前，我們幾乎隨處可以看到，遠比台灣封閉且威權多倍的對岸中國，幾年前仍猶給人打壓中國內部之當代前衛藝術的形象，然而，士別三日，今日中國已經令人刮目相看。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開明派的當權人士似乎已經領悟到：以中國當代藝術創作的蓬勃與多產，來再現中國當代社會與文化朝向全面改革與開放的一面，不失為一正面宣傳當代中國的良策。儘管這種再現可能只是中國官方的一種政治手腕，或甚至只是為了製造中國開放與現代化的假象，但是，中國當代藝術卻因為官方的積極收編與一定程度的容忍，形成了今日蓬勃而自信的景象──致使中國當代藝術不但活躍於國際藝壇，更在中國內部蔚為新興潮勢，且逐漸打開能見度，甚至鼓舞了人們對當代中國的信心。

毋庸置疑地，台灣當代藝術也是再現台灣當代社會與文化的一個極重要的面向。台灣當代藝術代表的是當代的台灣，其所展現的是台灣在全面民主化之後的一種名符其實的現代性。而這種對於當代的反映，對於現代性的彰顯，都不能用表面的量化與產值來加以估算。就藝術的再現而言，台灣當代藝術是台灣今日面貌的核心而關鍵的代表之一。台灣政府對於鼓勵與扶植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應當責無旁貸──然其目前的表現卻令人極度失望──而且，更應該全力支持與積極建立台灣當代藝術在國際舞台伸展與發表的任何可能機會。就此理論邏輯而言，台灣當代藝術蓬勃發展的意義，遠遠大於其在文化創意產業論述下的產值或營業額。

一國之當代藝術表現，不應以其是否具有產業交易或兌換價值，來證明其存在之合理性、合法性與重要性。如果國家的政務官員與官僚體系一味地或甚至愚昧地以此標準，來衡量台灣當代視覺藝術的成就與否，此乃真台灣之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