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振昌「圖騰與禁忌」生猛張狂 》文 / 吳垠慧

台北市立美術館推出藝術家郭振昌大規模的個展「圖騰與禁忌」，他的藝術視覺風格強烈，內容貼近台灣社會脈動。郭振昌近廿年來的平面和雕塑創作一三七件一字排開，那分生猛、張狂的線條色彩迎面壓來，讓人感受到這位五十九歲的藝術家，創作能量的驚人與飽滿。

郭振昌總是用黑色的加粗線條，勾勒出人體的形象，這種粗勒線條結合了漢朝畫像磚上的人物造型和木刻版畫，正是他的正字標記。他的歷年代表性系列包括「八家將」、「十八羅漢」、「圖騰與禁忌」等，規模龐大，可以見到他典型的風格。

大膽融合多重文化 充滿生命力

另外，在畫面上，郭振昌大膽融合了台灣、中國、美國和日本等多重文化的元素或符號，從中國神話、台灣八家將等民間宗教信仰，以及日本卡通貼紙等流行文化，全都被郭振昌混雜在同一畫面上，創造出生猛、混雜的視覺。

郭振昌的成長歷程見證了台灣社會半世紀以來的變化，促使他對政治和社會現象有極高的關注。也因此，在這次「圖騰與禁忌」當中，觀眾不僅看到的是郭振昌廿年來的創作演變，某種程度上，從這個展覽也可以重溫台灣廿、卅年來社會發展的百態。

像是他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創作的《夸父追日》、《日以繼夜》等系列，引述「夸父追日」這則神話故事。郭振昌說，「夸父每天清晨醒來就是追逐太陽，一天過後肉身就會死亡，肉身變成土地的養分。我以夸父這個角色比喻一九八○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時，台灣人每天睡醒就是打拚賺錢，財富累積是自我滿足和驕傲的來源，造就出台灣的經濟奇蹟，像一則現代神話。」

而一九九四年的「台灣圖像與影像」系列當中，郭振昌把「阿嬤的花布」和色彩鮮豔卻很廉價的塑膠珠珠做為創作元素。「一般人以為這是客家花布，但其實是當年遠東紡織生產的花布，一般家庭拿來作為被單。雖然被認為很俗氣，但卻是台灣人的記憶。」

人民的聲音很可觀 不容忽視

藝評家王嘉驥認為，在郭振昌的作品中，「有些元素併在一起其實是硬碰硬、彼此無法相容，就好像台灣人說話很大聲的習慣，每個人都有話要講、每個人也都想大聲表達自己的想法。」

這次展覽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巨型作品《圖騰與禁忌》。他以八位臉部被塗上八家將臉譜的平凡人物為前景，這些人是郭振昌熟識的親朋好友，像是海產店老闆、大樓管理員。作品的背景則是百餘位古今中外的知名人物照片作映襯。而不管是一般老百姓或三皇五帝、蘇格拉底等「聖人」，每人頭上都有一道聖光。

他說：「這件作品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我想說的是，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其價值。而且，人民的聲音加起來是很可觀、不容忽視的。」

從小想當藝術家 終於如願

郭振昌的藝術風格形成理念，就是大量結合台灣、中國、美國等多重文化的元素。而影響他這種觀點的重要關鍵，除了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運動之外，更因他的恩師、前輩畫家李仲生。「李仲生當時告訴我們，在學習西方藝術之際，也要思考如何帶入東方文化的元素，日後才發現這句話有多受用。」

郭振昌是鹿港人，總是綁著小馬尾的他，從小最大的心願就是想當藝術家。不過在那個年代，當個藝術家幾乎等於餓死。郭振昌說，父母期待他念醫學系，當個醫生，為此他曾鬧過多次家庭革命。所幸在李仲生的遊說之下，父親才答應他去李仲生畫室學畫，並且如他的意考上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美術系。

大學畢業後，郭振昌也沒能當成藝術家。一九七○年代台灣社會整體經濟條件不佳，連畫圖用具都很昂貴。「我曾經試著當職業畫家，但這個夢想只維持半年。那時一個上班族月薪才三、四千元，但一支廣告顏料就要一五○元到四百元。一個月光是用在顏料和畫布的花費，都比上班族一個月的薪水還多。」

這次嘗試當職業畫家過了半年，一張畫都沒賣出去，他用剩下的錢買了奶粉和饅頭，又撐了一個月，「那時體重瘦到只剩五十一公斤。」他只好先解決生計問題。郭振昌曾在廣告公司、秋雨印刷廠工作過，利用周末畫圖。四十一歲那年，他已經高居秋雨印刷廠總經理一職，卻毅然決定辭職，這次總算如願成為專職藝術家。

「那些年在社會打滾的經驗，讓我觀察到商業活動如何與政治、文化結合，也是一種收穫。離開之後，終於可以做自己，感覺逍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