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泅泳在無限迫近的感性徒勞裡：關於鄧兆旻 》文 / 王聖閎
（前言）鄧兆旻去了北極――搭上一艘冰航等級帆船，在北緯77–80度之間展開為期三週的航行。這是「年度北極圈藝術駐村計畫」，共有18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同在這艘船上從事各式的藝術生產。探訪北極，鄧兆旻說他像是「被拒絕了」，北極回應他的是一種深邃而莫名的認識困境；彷彿事前再多的知識儲備，都無法讓「北極」成為認識活動裡的清晰對象，因為它過於巨大，遠遠超出我們的認知邊界。鄧兆旻的「駐村成果」展誠實地面向了這一困局，他並未允諾我們一個清晰再現的「北極」，而是誠懇地向我們揭露一種認識上的曲折和徒勞。
航向北緯77°
初次認識鄧兆旻，是源自「打開—當代」的居中牽線；由於藝術家回台舉辦首次個展「我去了北極」，工作站特地安排一場藝術對談，讓我、季鐵男、工作站成員及在地觀眾，能夠與藝術家深入討論其創作脈絡。為了準備這場對談，我與藝術家相約當時仍在城中藝術街區的工作站舊址，一同看展並討論作品（註）。
鄧兆旻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建築與規劃學院的媒體藝術與科學碩士，先前在台灣則是台大電機學士與碩士，是全然的理工訓練背景。但令我印象深刻的並非某種「著重邏輯、理性思考」的刻板印象――藝術家確實有其思慮縝密的一面，然其縝密卻更多地反映在他對藝術相關理論、知識及概念的開放態度，是一種「準備好的藝術家狀態」：對任何當代藝術議題都保持高度興趣，積極地參與任何討論，無論話題圍繞著他人還是自己的作品。在面對創作實踐本身時，他對經驗細節的判讀則顯得既敏銳又感性，這使得他的觀念性創作不僅具有非常個人化的一面，也帶有強烈的反身性特質。
駐村在世界盡頭
「我去了北極」這檔展覽，是他於2010年底入選紐約農場藝術與科學基金會（The Farm Foundation for the Arts & Sciences）與文建會（現文化部）獎助之「年度北極圈藝術駐村計畫」（The Arctic Circle 2010）的成果展示。該計畫讓18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在屬挪威管轄的Svalbard群島上的Longyearbyen小城集合，搭上一艘冰航等級帆船，在北緯77–80度之間展開為期三週的航行。期間，除了幾個表訂的上岸地點之外，其餘時間這18位藝術家無論食衣住行都必須聚在一起。
北極，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僅止於「探索」或「國家地理頻道」所中介的遙遠影像：冰封、空曠，一塊自然之力不曾稍有減損的原始之地。然而關於北極的談論，卻很難如媒介所大量播送的扁平影像一般，停留在一種歌詠自然之壯闊無垠、滿足地理邊界之想像的純粹凝視裡，而不涉及其背後技術、設備、資金、人力等現實條件的基礎。換言之，特別是在今日，對於北極的認識很難不鋪陳在一個多國相互爭奪天然資源及其經濟利益，國際政治勢力傾軋的背景上。因此嚴格來說，「年度北極圈藝術駐村計畫」也同樣不能排除在這從科學考察、生態環境、氣候變遷、地理疆域到國際情勢等因素所交織出的文化景觀之外，而單純去論述某種朝向當代「自然美學」之建構的藝術跨域探索。它是一趟奠基在眾多無形資本與國力之上的特殊駐村計畫。
大自然的「拒絕」
鄧兆旻也深知這點，因此他與其他藝術家一樣，必須將短短三週化為一趟規劃緻密且紮實的旅程，而其所換得的經驗，似乎必然得與珍貴的駐村機會等值。從獲知入選到登船出發，他有三到四個月的時間可以透過各種媒體管道、書籍、報導來拼湊北極被世人所再現的模樣。但這些知識儲備最終都無法真正扣連到他的親身經歷。他說：「……來到一個地方，你總是有辦法去認識它，但是在那裡你沒有辦法認識它，那種無力感，也不太知道是不是被拒絕了，因為被拒絕當然是一種很擬人的講法……你當然可以讀很多東西，以前誰去過、科學家在那邊挖到什麼時候的冰河，可是那些東西都是媒介過了，到你的身上來講，好像增加了一些知識，但它沒有成為你的經驗的一部分……。」（摘自〈在北緯77°–80°失去座標――專訪鄧兆旻〉）換言之，北極回應他的是一種深邃而莫名的認識困境；彷彿事前再多的影像奇觀、小說傳記、科學調查資料，乃至自然史知識的輔助，都無法讓「北極」成為認識活動裡的清晰對象。因為它太過巨大，以致於遠遠超出你的認知邊界，無法以某種純粹身體感知的方法標定自己，進而生產意義。同樣地，「我去了北極」展出的雖是所謂的「駐村成果」，但鄧兆旻並未允諾我們一個清晰再現的「北極」，或者關於世界盡頭的極限想像，反倒是誠懇地向我們揭露一種認識上的曲折和徒勞。
但這未必代表在藝術家的創作模式和思維工具裡，完全找不到任何能在科學知識框架之外，催生完全迥異之感性內容的有效手段；他決定回歸一種既訴諸個人記憶與情感，同時又極為觀念化的行動方略：「我利用一個熟悉且懷念的認識框架，也就是我在台北家中房間的平面圖，做為尺寸以及概念空間的參照。在每個停靠的地點，我嘗試尋找一個適合擺放這樣的空間的基地，並實際測量標記一個跟台北房間一模一樣大小的範圍。」（轉引自「我去了北極」展覽文字說明）這個行動的紀錄構成作品〈無題〉（Untitled）的主要元素之一。在不甚明亮的地下室裡，藝術家將這些影像輸出與其他出發前的研究文件、布滿各種註記的地圖一同鋪展在木製工作台上展示。台北的房間平面圖，一方面成為鄧兆旻在面對巨大的極地環境時，避免身體感官無所依憑的感知錨點（anchor point），另一方面也成為一種有效的還原性參照，讓現場觀眾在翻閱這些「行前準備功課」時，不會迷失在各自關於遙遠北極的分殊想像裡，而能與藝術家的個體記憶和經驗產生交集。
無限停駐的「即將抵達」
然而「北極」終究是個難以捕捉的對象，正如同這些行動紀錄輸出本身，仍舊構築出一種不易親近的疏離影像。但鄧兆旻還將那「被拒絕」的狀態，徹底極化在〈即將抵達，作為一種心理狀態〉（Getting There, As a State of Mind）這件作品裡。藝術家將攝影機架設在船身，拍攝了14段從20秒到11分鐘不等的長鏡頭影像。影片中，除了那些從船身周邊略過的海上浮冰或冰山，觀眾幾乎無從判斷船隻所位處的地理座標，不僅根本識別不出所謂的北極，更徹底喪失「從何處出發，又將抵達何處」的概念。舉目所及，只有不斷搖擺晃動的昏暗海平面，以及一幕接一幕似曾相似的景觀。於是，影像本身及其所給予的意義，就像畫面中瀰漫在遠方的海上濃霧一般，變得迷濛而難以穿越。
這件作品很難不令人聯想到陳愷璜的〈週．海徑――月亮是太陽〉。陳愷璜是以極為個人的方式駕駛漁船繞島一周，以重新迫出關於台灣的另類認識途徑；他是將真實的移動軌跡，綿延成充滿詩性意義的主體性想像。然而鄧兆旻的作品，卻是將（駐村）行動的意義本身，消融在無限延長的「位移」裡。一方面，影像似乎不斷地勾喚那即將來到觀者眼前的壯麗終點：「北極」，但另一方面，它卻漠然地停駐在這「勾喚」的手勢上。換言之，儘管只是運用單純的長鏡頭拍攝，它卻把影像徹底懸凝在這「將要抵達，卻抵達不了」的移動狀態裡――觀眾永遠盼不到那個假想中的地理邊境，這趟旅程也永遠不會因為企及目的地，而獲致意義的圓滿。相反的，它必然失落，或者僅僅留存在那觀者不得不注視的船尾景象，以及船體在海面上緩緩拖曳出的漫長航跡。
感性徒勞
然而這種將意義從行動之目的地，向內摺入行動（移動）本身的問題意識翻轉，並不只是一種關於「徒勞」的感性呈現。或者說，表達出這「不斷迫近卻永遠抵達不了的徒勞」，並不是為了單純取消「北極」的意義，而是因為它還反向映射出那種假定理性認知能夠企及萬物的人類尺度。換言之，鄧兆旻的徒勞不僅反思著媒體資訊之於我們的意義，更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突顯著我們如何迫近世界的慣性軌跡。於是，做為駐村成果的展示，「我去了北極」的兩件作品轉化成對於「駐村」概念本身非常反身性的一種提問：當你位處離文明最為遙遠的世界盡頭，身在一個任何人存的參照脈絡都顯得渺小、無足輕重的天涯海角，簡言之，如藝術家本人所說：「一個徹底不需要我們的地方」，那麼我們該如何思考「駐村」所假定的異地連結與即時生產？
但是更進一步的推敲或許還在後面。面對這樣一個意義不斷無限後退的旅程，除了必然從「外部的追索」轉向「內在本我的探詢」以外，感性徒勞究竟還能翻摺出何種層次的意義？面對一個先於人存在（同時也必定超越人的有限性）的極限之地，那份無法產生連結的被拒之感，並不只是因為鄧兆旻難以在短期內，從一個外來者的觀看快速切換成熟稔背後政經情勢的在地視野，而是因為他如其他同行藝術家一樣，徹底被大自然冷峻的回眸凝視所捕捉――人們讚嘆著她，但她卻漠然（indifferent）地注視所有我們認為有意義的一切。這種凝視很容易讓人反思起人與世界，與陌生他者之間的關係；反思起旅行的意義，反思起點、目的、過程和經歷。更重要的是，如果說藝術創作必然涉及一種與他者之間的相互作用（reciprocity），甚至是一種存有論意義上的相互關係，需要他者的回應才能夠肯認自己、定位自己，並進一步感到安適（fell at home），那麼藝術創作如何在一個「被拒絕」的狀態中，生產關係和意義？
無生產性的生產
這些都不是一時半刻就有明確答案，甚至根本沒有答案的問題。但我認為鄧兆旻對於如何將看似沒有任何出口的行動演示，轉化為清楚的觀念性操作，有相當敏銳的表達能力。包括他先前反覆在紙張同一位置上抄寫心經，直至黑墨深透紙背的作品〈無題（心經）〉（Untitled [The Heart Sutra]），或者於法國尼斯駐村時，不斷重現前晚工作室桌面所有散亂物件之精確位置的行為表演，都試圖通過無解的徒勞操作，拆毀「行動—目的—效力」的單向軸線，進而迫出一種「無生產性的生產」。這樣的「無效」表達反而清楚指向行動自身，指向既有規則（例如成果報告本身的政治性）對生產性與績效的「有效」判準。不過，我們不應該就此將鄧兆旻快速劃分到關注當代機制批判的陣營裡，我建議不妨多停留在藝術家擇取的特殊表達上。因為致力於一種「泅泳在無限迫近現實之狀態，卻永遠對現實產生不了任何效力」的徒勞操作，或許遠比尋常的實踐成果展示，更能夠帶來具有力量的深邃感性。而這樣的徒勞操作，或許更能夠在現實的周邊，開發出各種差異化的行動途徑。
註：我與藝術家在對談前的會面，恰巧與「Art Observer Field觀察者――藝術生態觀測站」之作者洪如珮的採訪有所重疊，於是正式討論便與她一同進行。詳見該網站上的專訪：〈在北緯77°–80°失去座標――專訪鄧兆旻〉。http://artobserverfield.com.tw/index.php/2012-06-24-08-35-08/2012-06-24-08-41-32/106-star-cluster-dialogue/259-7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