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壟斷的知識，與台灣館的再現性神話[1] 》文 / 王聖閎

閱讀近日2013年威尼斯台灣館評選結果所引發的激烈議論，也提出一些個人想法。本文將從申辦實務的知識生產、台灣館的代表性迷思，以及國際連結思維這三個層次逐步說明：

資訊的不對等與缺乏傳承

初步觀之，參展藝術家的代表性、關連性，乃至於國籍、名額分配的問題確實值得思考，以此作為批評基礎也能快速獲得迴響與共鳴，但這樣的訴求卻很容易略過其中一個核心問題。真正關鍵的恐怕仍是那些自「宏觀調控」爭議以來仍舊揮之不去的老問題：決策過程的不透明、諸多資訊的相對不公開，以致於關於台灣館的相關討論，始終如泥沼一般在原地打轉。事實上，如果不是因為落選者們陸續披露評選過程的爭議點，公布他們各自提案的內容，作為旁觀者的我們不僅無法知曉評選過程中真正的意見交鋒為何，甚至根本無從知道究竟有多少組團隊參與了此次徵選。時至今日，我們仍無法知道所有團隊的提案細節，遑論據此理解評審們對個別提案的批評基礎為何。

重要的是，雙年展辦公室多年來所積累的申辦經驗，乃至於幾位評審因曾經策辦所獲得之實務歷練，進而對威尼斯當地諸多看不見的空間規範、禁令與潛規則等「他地現實」的掌握，顯然並沒有轉化成更多人能享用的、具公共性的知識資產（或至少是所有參與徵件者之間能取得的充分資訊），卻反倒成為某種鞏固特定國際性想像的門檻。（只要詳閱北美館那精簡的徵件辦法即可說明此點。這些「看不見的眉角」或所謂的「展覽技術學」，只存在於少數擁有實務經驗的主事者及策展人心裡。）原本是因公共性資源而產生的藝術知識，如今卻出現私有化的傾向，這是最令人遺憾的地方。

當知識不是為了讓更多人能分享，而是為了透過其不對等、不開放，以成就某種（上對下的）指導姿態時，這樣被壟斷的不均勻知識就很難為環境帶來正面助益。因為它只會形塑出虛浮的權威，卻不會帶來實質的傳承與累積。試問，經辦這麼多屆台灣館，有多少人知道台灣館與一般申請Collateral Event（平行展）程序之差異？又有多少團隊曉得威尼斯建築空間法規，或者申請威尼斯市政府和Heritage Office授權這類申辦細節？事實上，只有雙展辦、評審，以及少數曾「自費」前往的民間機構承辦人知道。

僵化而單一的「台灣館」

其次，最現實的問題是：現有的意見交鋒與論辯，能否撼動前述以「他地現實」之知識所鞏固的特定國際觀，以及少數人的意志與品味？恐怕有難度。事實上，只要我們仍舊執著於「台灣代表隊」的再現性思維，這些被壟斷的知識，就會將我們綁架在一個僵化的「台灣館」概念裡頭：台灣館就是普里奇歐尼宮。然而對於普宮的偏狹執戀（其地理位置之優勢、其常態性），卻早已限縮我們對於「國際對話」的想像，無法從「威尼斯作為一個再現場域」、「以台灣文化主體性為論述對象」的封閉思考迴圈中逃離，進而以更宏觀的面向來思考台灣館的意義。

過去兩屆以來，北美館所主導的台灣館早就不是唯一一個由國內公立美術館代表（as organizer）申請的平行展。[2]姑且先不論展覽內容與策展品質之好壞，但「前進威尼斯之途徑，早就不再被北美館及雙展辦壟斷」是事實。雙展辦佔取的是經費來自台北市政府與過去文建會這項優勢，以及普宮的象徵性與歷史意義。

因此，當看到此次評選結果在臉書上引發討論之時，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請教報導此次爭議的藝文記者吳垠慧小姐，是否有聽說國美館、當代館或高美館等其他國內最主要的公立美術館投件申請平行展之消息。她的回答是目前沒有聽說。此外她也補充，即便有其他展覽案子會去威尼斯，仍舊無法撼動台灣館的狀態。因為這當中有「台灣館是官方版（正宗），其他是民間版的差異」。

或許礙於經費規模之懸殊，「民間版」平行展之策辦勢必比現有台灣館艱辛。但普宮在展示上的空間限制問題存在已久，而位於廣場旁的地理位置優勢也並非那麼不可取代。關鍵恐怕仍是具有統合能力的國際媒體行銷，以及歐陸藝術機構的網絡連結。這些都不是單靠場館位置就能突破的。簡言之，就短期戰術面而言，敦促其他公立美術館重新整合經費與資源在未來提案，進行良性競爭，恐怕比一相情願地等待既有資源分配者願意真正促進知識、經驗的流動，要來得實際許多。

拆解巨碑式連結的思維

最後是不易討論的效益問題：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台灣館？甚至，我們還需要台灣館嗎？這麼多年下來，費盡心力將如此多的文化、政治、經濟資本投入這塊始終處於被動，難以打進的歐美主場，台灣藝術家與策展人究竟有多少是因為台灣館的平台，進而被常態性地列入歐美主流的雙年展邀展名單之中，而非依靠個人努力與境遇？又，這些如紀念碑一般聳立的雙年展架構下所產生的展覽內容，究竟如何重新織入台灣當代藝術脈絡裡頭，而不是只有少部分台灣觀眾真正閱讀到其內容？

更進一步地，如今或許是重新審視這種「巨碑式連結」（彷彿只要銘刻在這些大型的跨國碑體上，台灣當代藝術就能夠向上提升），以及其背後可能迷思的時候。威尼斯雙年展當然有其重要性，但過度耽溺地凝視它卻只會讓我們無法看見，周邊的亞洲國家早就在思考更為踏實的區域性連結，以及更為多元的國際交流資源整合方式。今年新加坡宣布退出2013年威尼斯國家館的消息或許值得一併思考。其內部其實有許多反對和質疑的聲浪，但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National Arts Council，NAC）一位主事者的說法相當有趣，她指出，相較於直接用在展覽製作本身，國家館的經費更多的是用在場地租借上。[3]省下被威尼斯城這個超大型共犯結構所壟斷的相關租金費用，或許有其他更具效益的國際連結方式。（這並不意味著新加坡館可以簡單化約為「對抗國際雙年展之政治經濟學結構」的正面教材。但它確實是一個反思的起點。）另一個值得思考的例子是韓國首爾Gallery LOOP舉辦的Asian Space Network，主事者Jinsuk Suh積極連結如香港Para/Site Art Space、菲律賓Vargas Museum、泰國Jim Thompson Art Center、韓國Openspace Bae、台灣VT Art Salon等藝術空間，早已顯示一種更具實質意義的關係生產，以及全然不同的企圖心。

請別誤會，這並不是說，區域性的連結可以完全取代威尼斯雙年展的重要性。台灣當代藝術與國際對話的資源本就不多，除了持續批評既有交流管道被壟斷與窄化的現象之外，更迫切的是擁有宏觀而靈活的視野去積極思考，我們究竟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網絡連結？這意味著我們要有類似「亞洲作為方法」的知識論與方法論轉向。然其目的，不是為了塑造一種對抗架構下的、本質化的「亞洲在地」，而是為了避免讓任何一種片面的國際觀論述，限縮我們對實踐途徑的想像。[4]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就地拆解現行台灣館的再現性神話，並剝除那些倚靠壟斷知識所構築出的虛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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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為2012年11月25日發表於個人臉書的網誌內容，此處則為應《典藏今藝術》邀稿後增修之新版文稿。
[2] 第53屆義大利威尼斯雙年展楊茂林的個展《婆娑之廟－台灣製造》、第54屆謝春德的《春德的盛宴》（Le Festin de Chun-Te）皆由台北當代藝術館代表申請。同為第54屆平行展的《未來通行證》，國立台灣美術館則為主辦機構之一。筆者因參與《春德的盛宴》展覽行政工作，因而接觸到平行展的實際申請業務。
[3] 詳見：http://news.insing.com/tabloid/singapore-pulls-out-venice-biennale/id-615d3f00。關於新加坡藝術家的反彈聲浪，另見：http://artasiapacific.com/News/SingaporeWithdrawsFromTheVeniceBiennale。
[4] 這裡指的是如陳光興在〈亞洲作為方法〉一文裡對於知識參照與生產系統轉向的倡議。不過重點不在於設立一種規範性的教戰守則；真正的實踐方案乃是如其所說，只能在「具體在地實踐中去提煉新的政治實踐的可能性，以及以實踐為基礎的理論原則。」亞洲雙年展群所串連起的跨國平台，不就是同時實驗與檢驗這種實踐方案的絕佳場域嗎？詳見：陳光興，〈亞洲作為方法〉，《超克「現代」：台社後∕殖民讀本》下冊（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0），頁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