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夾縫中，我們需要更多想像力 》文 / 吳嘉瑄
那個真正的現實從來都是看不到的。
——671
幾個月前某個也是截稿熬夜的半夜，藝術家671跟我線上聊起了月前發生的幾件時事，一些藝術反映現實的問題，他認為，許多被言說被討論的現實，是被美學過的了，反而因此變得不現實，而我記得我給了他這樣一個自嘲（但真心）的結論：「雜誌編輯的現實，才是玩真的。」身為當代藝術世界裡的一分子，我這番「玩真的」的真心告白，對照起史戴爾（Hito Steyerl）在〈藝術的政治：當代藝術與後民主轉型〉（Politics of Art: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Transition to Post-Democracy）中，所描述的從事著各種撞擊工作的勞動者——「藝術工人」（strike worker）的工作景象，頗感心有戚戚焉：「是勞力與付出最不對等的產業。它得靠不支薪實習生和自我剝削的主角們，將時間、精力花在相當於各個層面和幾乎大小事通包才能維繫。而看不見的免費勞力和全面剝削，正是讓文化單位如常運轉的暗物質」。藝術世界中的一批藝術工人——藝術家，總是作為了這個藝術世界用以迎向我們的「正面」，就像是我們見到的月亮總是同一面一般。藝術家總是為著「我是藝術家」的身分而展開各種論辯與行動，並且總是被看見、被關注著。
那麼，看不見的那一面呢？
事實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結構化的藝術世界景象，勞動力與付出不對等的生存處境問題的嚴峻狀況，確實也存在於躲在背面檯面下那些付出自己情感勞力的工人們身上，並且可能還更加劇烈。在這裡，先讓我說幾件事吧。某個在公部門藝術單位任職的朋友曾經跟我感慨地說過，那些許多人（無論是不是藝術相關科系）爭破頭搶著要的美術館工作，其實都是「藝術圈內最最低階的工作」；而如果我們再去看一下國藝會求才區所釋出的工作機會，便可以發現多數是與行政或展覽布展相關，甚至更多是臨時專案活動執行；不僅如此，一個常寫藝術評論的年輕朋友自嘲自己是文字血汗工廠的一員，寫作的待遇總是令人沮喪，「彷彿寫作者就不需要才華、創造力以及投入成本（研究）」，且若想以此維生無啻是緣木求魚，在台灣寫文章就像是一門虧本的生意，低稿費的普遍價碼所反映出的，是專業寫作在台灣藝術圈普遍不受到尊重的問題。最後，回到我自己，在這份雜誌編輯工作之前，我曾經做過美術館策展助理、兼職的藝術村行政職員、各種專案執行、藝術叢書與雜誌編輯，曾經沒天沒地的加班熬夜，也曾問過自己到底除了這一行之外，我還能做什麼。高學歷（放眼望去越來越多的碩博士）、低成就（無論有形或無形）的現象，一個同事的說法或許非常殘酷，但可能也更貼近許多人的想法：「所以不要唸那麼多書，隨便什麼大學畢業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這個藝術圈顯示出，多數時候我們只需要更多的行政或者布展工作的低階執行者，無論長期或短期，這類型的藝術工人不需要（太）專業，而是只需要會按照流程完成指令即可，也因此反映在有形的勞動力回饋便是幾乎全面性的薪資低廉與工作時數過長。當然，高學歷卻低成就，或是勞動力嚴重剝削的現象，並非只發生在藝術圈；但是，就如史戴爾所說的：「當代藝術的勞動力大多是由不符合任何傳統勞工形象的人們組成，哪怕這些人不停地工作。」這段話真正點出的問題其實就是：不停地工作反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藝術工人所付出的勞動力本質上與傳統勞動力截然不同。我們必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藝術世界裡的勞動力問題之所以複雜與嚴峻，就在於藝術勞動力的產出往往無法只是用產值來加以對等或反映其價值，但傳統勞動力的產出價值卻又拿來作為檢視藝術勞動力的標準，許多藝術家不只一次用他們的創作來表達他們遭遇的生存困境，我們不會忘記，華山、北美館事件，以及頓挫藝術與年輕藝術家等議題的背後，正是突顯了此造成了一批藝術家眼見可能無以為繼創作的環境（這就是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最大的抗爭訴求），而其他藝術世界裡的非創作者也是如此。這裡，即涉及了一個最根本的結構性問題，就是我們如何積累當代藝術圈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與「文化價值」（Cultural value），並且理解它們兩者之間的關聯，很可惜的，答案可能並不令人多麼期待——整個藝術圈，甚至整個國家機器，仍普遍信仰著、存在著將運用文化資本轉化作為有形的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的「王道」，而文化價值更是普遍遭到漠視。以經濟價值為導向在商業活動中不稀奇，然倘若出現在制定藝文政策的執政者身上，那簡直會是一場災難。
情況真的那麼遭嗎？看來似乎是的；但是，我們除了哀嘆自己夾縫中討生活的處境外，還可以有怎樣的積極思考？北美館在9月初舉辦了名為「美術館的文獻保存與再利用」的國際專題演講，希望就美術館過去舉辦的展覽與藝術家等文獻資料做整理與蒐集，並朝向未來建置一座實體文獻中心的計畫。國外大型美術館或私人機構做資料庫的累積與研究已經頗有經驗，像是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或是香港亞洲文獻資料庫（AAA）皆是如此，台灣目前做得較完備的都屬於民間單位，像是帝門基金會與伊通網站，伊通網站所累積的藝評與藝術家資料，更是許多國外研究者必定到訪的台灣當代資料庫之一；而台灣的美術館則是首次。這個計畫或許只是北美館眾多業務中的一件「小事」，然而它所顯示出的意義是，大型美術館終於要就本身資源與優勢，有計畫地著手建立一基礎性的研究基地，長遠來看，這可能會比舉辦展覽更為重要。在最後一場的綜合討論中，學者蔣柏欣為美術館文獻再利用方面，提出了他的觀察，他認為北美館的建檔工作可以延伸、活化出更多有為的工作與價值出來——北美館數十年的檔案資料，不僅可以受益給館方與相關研究者，還可以將之作為培訓策展人的基礎資源之一，策展人代謝不出新血，即是目前台灣藝術圈即將面臨的人才窘境之一。
只要有開始，就都會是一個不同方向的開始。我們會去要求藝術家需要有想像力，而藝術家也會反身性的對於生存處境做出回應——像是周育正及黃博志思考藝術家與社會的關係，進而將所遭遇的問題轉變為正向的創作動力；但或許真正該出現的情況是，如果我們作為藝術工人面對艱困處境需要做一場抗爭，那會比較像是如唐吉訶德一般與自我的抗爭——藝術世界裡的藝術人（無論位於金字塔的哪個位置，在此我姑且這樣概括稱之）更需要對自己做自我要求，要求自己多一點的想像力（很不幸地，我放棄了多數的官僚），去將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延伸，來創造繼續留在藝術世界裡的我們還有別的選項的契機，儘管那可能需要一點一點地匍匐前進。我相信許多藝術人現在做的正是如此，而我也是。
（P58-59，藝外25期。20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