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老大陸上，歡樂的困惑與生活矛盾處處：「發現印度」特展 》文 / 吳嘉瑄
29組印度藝術家、共63組作品的「發現印度」聯展，可以說是近年來台灣對於印度當代藝術最大規模的普查行動，也是當代館今年最具看頭與分量的展覽。在翻閱參考資料時，我看到喜納吉藝術基金會（Synergy Art Foundation Ltd.）總監庫瑪（V. Sanjay Kumar）文章〈發現印度〉中有段話頗為有趣地點出了印度這個民族當前的生活狀態：「矛盾就是印度之道。今日的印度已經將這個現象當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其他世界各地對於這個字的理解，在這個國家內沒有太大的意義。」在此，庫瑪所謂的矛盾，即是一種混融各式各樣、或古今或東西、或雜亂或無章，但卻極富生命力的文化狀態，印度人並不否認傳統所給予的限制與包袱、生活環境上的困頓，以及對於西方現代化脈絡的介入感到的困惑，但卻仍從其中挖掘到積極的生命價值，對照此次作品的媒材使用、呈現形式以及處理議題的深度，可以看得出「發現印度」一展在此的企圖心。
生活的況味
靈感來自於印度隨處可見沿街叫賣的小販生活，卡列卡（Rashmi Kaleka）發展了四年的影像紀錄作品〈小販棲身之處〉（Hawkers ki jagaha (A Place for Hawkers )），鮮活地呈現了印度市井小民辛勤討生活的日常景象，卡列卡以紀錄片式的鏡頭，跟隨著眾多小販們的遊走城市各角落的腳步，樸實的呈現出印度當代社會底層的面貌。小販從早喊到晚的高分貝叫賣聲與卑微身影，在由高處眺望城市的疏離而冷列景致的對比之下，顯得更加具有生命溫度。同樣是關注社會底層的問題，湘堤（Valay Shende）的作品〈無題〉（Untitled），便有著與卡列卡紀實眼光不同的呈現方式，以圖像化的人形雕塑提示出問題重點。湘堤為這件作品取了一個不帶有任何指涉的名稱，但卻指向更為深刻的意義——貼滿閃亮銀幣的女性雕像站在藍色門框中，手扶著門緣，一派優雅；然而優雅高貴外表的背後，其實是藝術家用以物化與凸顯孟買紅燈區性工作者的制式化形象——她們歡迎男性進入光顧，性工作者一身光芒耀眼的銀幣，即赤裸裸地作為了掙財與消費欲望的象徵。
在黑暗展場內，卡勒卡（Ranbir Singh Kaleka）擺在畫架上的作品〈他曾是個好人〉（He Was a Good Man）初看會認為是影像作品，然若趨近一看，便可發現卡勒卡將一中年男子的肖像畫與動態影像加以重疊，視覺效果奇佳。作品名稱暗示某種人物心理狀態改變、給予觀者更多想像的〈他曾是個好人〉，作品裡的中年男子聚精會神地穿著針線，而他身後的背景出現的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的流動影像，是關於男子的個人生命史（他「曾」是個好人），同時也是關於印度過去與現在社會變遷的。
我是誰？我可以是誰？
視覺上非常印度異國情調的攝影作品「最後的化身」（Effervescent）系列，色彩飽和鮮豔，場景與人物散發華麗而具神祕誘惑的氣氛，藝術家穆斯亞（Nandini Valli Muthiah）藉由年輕壯碩、面容憂鬱的俊美男演員扮演印度三大主神之一、負責維護世界的毗濕奴（Vishnu），對比出世俗崇尚物質與肉體之美的拜物欲望（fetish desire）與墮落，以及宗教涅槃超脫的精神與信念，由此向觀者拋出究竟應該追尋的自我價值為何的自省問題。
長期關注自我性別認同以及性別與社會的關係的希文（Shine Shivan），作品「精液織補者」（Sperm-Weaver）系列裡，一赤裸男子攬著一席新娘白紗，意義上衣方面藝術家一反傳統對於男性陽剛氣概的傳統期望，以類似男穿女裝的形象暗示男性內心某種對於陰柔性格的渴望。另一方面，白紗作為男性精液的象徵，它出現在溪谷裡、河岸邊，又或者在錄像作品裡它變成了大量的白色泡沫，而赤裸男子載浮載沉於其中，藉此藝術家暗示了男性渴望擁抱同性的內在欲望。
與畫廊合作，美術館參訪人數攻略？
最後，我們再回到此檔展覽背後的運作問題。礙於資源有限，當代館邀請了印度資的民間商業畫廊：「夏可喜當代藝術」擔任此檔展覽顧問，負責藝術家與作品的選件工作。這個現象背後所透露的問題隱約令人不安。美術館與商業畫廊的「合作」關係在近兩年達到高峰，蔚為美術館行銷（拓展參觀人數）策略中重要的一環。站在民間商業畫廊的角度，能爭取與資源較多（這並非單純的指經費預算上）官方美術館合作，以拓展業務的角度來說是可預見的目標或發展；但從相對的美術館角度來看，尋求專業背景的藝術單位或個人以及贊助單位（當然這包括了民間商業畫廊）的支援，雖然並非是不可行的方式，然美術館顯然應該要清楚展覽乃美術館專業思考與操作下的成果發表，相關的研究工作是有其必要的。美術館與民間合作為人詬病之處，其實不在於合作與否，而是在於美術館無法自行獨立做研究，並進一步做整體規畫，導致名義上是與民間合作，但實質上可能就只是攬進一個套裝展覽，美術館館員對於美術館責任與意義的認知，在「文化商品陳列館」為導向（註）的思維下逐漸模糊，甚至遺忘。美術館的自主性何在？顯然不只應該是我們想問、要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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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陳寬育，〈強打者的犧牲觸擊——派樂地展中的諧擬〉，《藝外》3期，頁66-67。
(藝外Atritude 15期，2010.12，頁9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