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候西方與國家的到來：蘇育賢「花山牆」個展中的政治性問題 》文 / 吳嘉瑄

誠如梵樂希所說：「我之為我，我在每個瞬間，都是一個巨大的記憶。」
說起來，那些信誓旦旦向我們保證死後仍會記得自己一切的宗教有人性多了，而地獄會讓我們永遠記得被懲罰的原因。
如果我們知道在地獄要受的苦，不過就是不記得自己以前是誰的話，大家應該都會肆無忌憚地犯錯吧：一個既不擁有我的軀體，也不擁有我的記憶的傢伙受苦，與我有何相干呢？
——艾可，《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註1）

無論從主要的同名錄像作品或者展場整體來看，蘇育賢的個展「花山牆」都突破了其以往創作的規模與層次。首先是敘事處理的形式部分，〈花山牆〉一開始先是一揚著嗩吶鼓樂、不甚清晰的漫天灰燼鏡頭，接著轉進到一男子操閩南語說書式、略微戲劇性聲調的旁白，搭配章節標題式的分段情節，講述了一個關於死後世界的特別故事：一個自焚而死的男人（魂身）在等待被引往西方極樂世界之前，先暫時棲身於一幢紙紮的華麗屋厝。這個分為前塊厝與後塊厝的過渡空間，有著一面貼龍貼鳳的華麗山牆、飛簷底下是漢式廟殿，外觀看來插著一座日式洋樓、屋梁頂則有兩隻憨番扛廟角……在這座擁有現代化家電與家具設備的屋厝裡，還有男女桌頭嫻、金童玉女、樂師、司機等專人伺候魂身。值得注意的是，故事進行之間，蘇育賢以文字OS的字幕形式，表達了眾擬人的紙紮角色之間的對話；換句話說，這個故事中的一切除了旁白外，都是以「沉默」的視覺化方式呈現，有如漫畫一般的看圖說故事，直到最後故事又重頭複述一遍，魂身在最高點向下望去，才又結束於火燒紙紮屋儀式的動態錄像畫面中。另外，蘇育賢將焚毀的屋厝與各類紙紮人偶輸出布置於展場，木板隔間起的走道與播放廳，以及影片播放有時刻限制，則讓作品更添戲劇感。

在此，聲音（旁白）作為了作品一個很重要的元素，觀眾抓取故事重點主要也來自於旁白，但須注意的是，這只限於對聽得懂閩南語的觀眾而言是一種有效的溝通，對於無法聽懂或片面聽懂閩南語的觀眾而言（特別是那些關於民間喪葬信仰與傳統建築語彙更是難以理解），文字與圖像才是他們仰賴理解的路徑。蘇育賢將錄像中可以動態呈現的對話過程，以一幕幕靜態的視覺化方式（字幕）來呈現，將溝通的話語原本習以被傳達的媒介與其力道，從聲音轉移至圖像與文字所共築的視覺場景（scene）上。然而，又與漫畫等圖文書不同的是，這些紙紮人偶並沒分鏡的動作或表情；換句話說，從頭到尾這些主角們都是一號表情，因此，話語及其可能暗示出的內心情緒真正憑藉的只有文字這一媒介。〈花山牆〉這件作品即是以一系列靜態影像（照片）串接而成的錄像動態畫面，這不但巧妙地呼應了亡者的情境（再也不會動了），同時，「空缺的說話聲音＋文字」共顯的表達方式，也創造了一種頗為動人的敘事場景。而無論是那些繁複華麗鮮豔的屋厝細節，抑或旁白、或者文字OS的表達，在在都顯示出蘇育賢刻意運用「靜態影像／聲音有無」而形塑出的「場景」來說故事。

就第二個更深層的意義來說，不少地方皆可看出蘇育賢投射其政治性觀點之處。首先，結合了中西式建築造型元素的華麗屋厝，亦即受到中國、日本、西方殖民文化歷史影響深刻的台灣島；而男主角自焚身亡的魂身，即象徵一種「誓死抵抗」的精神（這或可讓我們聯想到鄭南榕以激烈的自焚手段抗議國民黨統治的歷史），沉默，但壯烈、有力：「總是從火裡面望出去，盡是一片火燒的風景。」（註2）；而故事最高潮之處，莫過於魂身來到了前塊厝，金童玉女在迎接時高喊著「金童接引西方路，玉女迎歸樂國家。金童玉女歡迎您，歡迎！我們已經將您排入前往西方國家的名單中了，由於已排入的審查案眾多，且作業需要一定的時間，在審查案通過之前，就請您在此豪宅，靜候西方的到來，靜候國家的到來。」（註3）而魂身沉默以對。無疑地，這個橋段暗諷了台灣懸置在始終期盼西方認可以及追求（不同）國家認同之間的處境。影片最後在屋厝、紙紮人偶陷入一片火海、又結束於嗩吶鼓樂、漫天灰燼中，對魂身來說那是個他無言以對的結束、也是個無言以對的開始；「西方」與「國家」對台灣來說，無論人鬼，看來都是擺脫不了的宿命。

（藝外45期2013六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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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艾可（Umberto Eco），《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La memoria vegetale e altri scritti di bibliofilia），台北：皇冠出版社，2012，頁9-10。
註2：出自〈花山牆〉字幕。
註3：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