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種關於未來的救贖：談梅丁衍個展「台灣之光」 》文 / 吳嘉瑄

叫著我 叫著我 黃昏的故鄉不時在叫我
叫我這個苦命的身軀 流浪的人無厝的渡鳥
……他們讓兩千三百萬顆心緊緊相連 讓我們發現原來我們也可以如此團結
——大支，〈台灣之光〉

歌手大支在〈台灣之光〉中，花了相當的歌詞篇幅大力讚揚讓許多台灣人感動、可以「抬頭挺胸」叫全世界「看我（台灣）」的名人們，亦即那些被稱為「台灣之光」的「台灣人」。這個屬於一特定地區（台灣）人民專用的名詞涵義，猶如30歲以上的世代可能印象還頗為深刻的〈先總統 蔣公紀念歌〉（歌名中的那個空格格外意味深遠）中，那些描述蔣中正的「人類的救星」、「世界的偉人」、或者還是「自由的燈塔」等等精神性口號／標語，成為21世紀新一代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刺點。而梅丁衍的「台灣之光」個展正是援引這樣的集體記憶而來；然而，剝除「台灣之光」其表面的正向鼓勵的意義後，藝術家更進一步探問了這個精神性口號／標語的深層意涵——作為了指涉某種台灣處境（榮耀時刻）的「台灣之光」一詞，如同梅丁衍創作一脈的主軸思考，映射出的正是台灣人長久以來對於「身分認同」這件事的焦慮與期渴望，或者也還有對於執政者與台灣生存環境的失望。

在此，我們必須先理解口號／標語的使用在台灣特殊歷史背景下的意義。就國家體制的建立模式來看，越是集權統治式的國家，越是注重可朗朗上口背誦記憶的口號／標語廣播式的思想馴化。而台灣從日據殖民時期一直到中國內戰後國民政府退守台灣的統治（解嚴之前），台灣執政者皆以此方式控制著大眾思想，使其不至於干擾甚至危害到黨國機器的運作。就如同那首〈先總統 蔣公紀念歌〉利用輕快的旋律以及以一連串的正面描述，來塑造一代表台灣的偶像／符號的作法，並加深大眾對於其所指稱之人的既定印象的作法，換句話說這就是對於人民思想的改造工程，無論執政者拋出的口號／標語溫和親切與否，都必須讓黨國機器的治理理念能以最快途徑達成其制約（或箝制）大眾思想的最終目的。就像是那些「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青年守則12條」、「戒急用忍」的訓誡警語，國家對於口號／標語的操縱不僅體現於與黨國機器最直接的黨政軍等思想教育中，同時更下放到了一般民生問題之中，「MIT」如此，「台灣之光」亦然。另一方面，視覺性圖騰符號的形式主義美學亦成為國家進行思想改造的途徑，其中最明顯的就是色彩與圖騰的連結，例如紅色加上星星群便等同於「中國」（赤化的匪）、藍色與梅花讓人聯想國民黨、綠色象徵反對者（民進黨）、而條紋加上星星則指向美國等等。

「台灣之光」之所以反映台灣人對於身分認同的焦慮與渴望，並且更進一步成為了台灣全體人民的未來希望，即是因為台灣遲遲無法從與中國懸置弔詭的政治關係中定位，並且在此過程中出現越來越多對於執政者對此關係操縱的不滿。對許多台灣人而言，正是那些替台灣爭取到榮耀的人們並不真的屬於國家機器宣傳的一部分，所以肯認了他們憑藉在國外努力打拼的事蹟而成為真的值得尊敬驕傲的偶像，這點恐怕是台灣的政治狀態難以滿足。不過諷刺的是，「台灣之光」意涵的操作使用其實也間接被台灣執政者收編，成為其對於內部族群問題的思想控制方式——彷彿台灣因為這些「台灣之光」成為了「一體」，換句話說，台灣民眾接收那些「台灣之光」訊息的當下，齊心一致地朝向了某個中心，那個中心不是別的，正是執政者意圖打造出的國家樣貌，無論那是否可能置換為「中國」，又無論台灣「全體」人民接不接受。

讓我們再回到梅丁衍詮釋「台灣之光」意涵的形式表現上。梅丁衍把握了「台灣之光」既作為一個描述專用的名詞，同時又作為一種不特定指涉的圖騰符號的特性，主要以平面的文字與色彩之配置來加以處理，這即是何以梅丁衍此次一改其以往慣用的裝置手法、甚至近年所嘗試的攝影加上後製的合成影像方法都先擱置一旁，回歸口號／標語那原初來自於創作者手繪的製作方式，就如同他在自述中以蘇俄「絕對主義」或「構成主義」伴隨著政治標語的海報美學風格加以類比一般。在〈台灣之光〉這件作品中，梅丁衍以一現成物設計：台灣省菸酒公賣局早期的紅標米酒識別logo作為作品主體，曾一時蔚為大眾搶購囤積、甚至私釀的米酒，當然堪稱是台灣之光，而黨國機器的思想隱然也透過了此民生必須物資加以還魂。裝置加上繪畫的〈大同〉，梅丁衍則以大同電鍋配置語意曖昧的藍綠色繪畫，暗指台灣內部藍綠兩個政治族群所共同創造出的台灣之光奇蹟，以及那彷彿永遠無法達成共識的「大同之境」。〈早安！聖馬可〉則直指了台灣官方文化藝術政策始終欲以外交任務作為目的的策略考量。

透過藝術家各式各樣對於「台灣之光」意涵的表達，我們不禁要想問：台灣的未來真的來臨了嗎？

（藝外47期2013八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