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丁衍：混種的歷史，混血的文化 》文 / 吳嘉瑄

「我之前比較是『發言的抗議』，現在則是『無言的抗議』；我認為我現在做的是更嚴肅的事情。之前是搖擺中還有希望，現在卻是混亂中沮喪、絕望……」在我問到梅丁衍的新作時，他自嘲又帶點無奈般，笑笑地這麼說道。

異鄉人的嘆息

梅丁衍自前年開始，即在創作上轉了個大彎：以往作品中有稜有角的達達式黑色幽默與嘲諷，被一股濃厚而低調的「溫情」，更重要的，是一股「懷舊」感，所取代。平面影像新作「哀敦砥悌」系列仍舊包裹著他自始至終的探究核心——亦即對於文化與身分認同（identity）的關懷；然而，這個核心在新作中似乎有了某種質變：不再透過政治圖騰為手段、拿政治現實開刀，而是遁入了一個更大的文化與歷史脈絡中。

新系列所隱約顯露的，是梅丁衍已然（不得不）釐清的身分定位——一個生長、生活於自己家鄉，但卻顯得孤立、疏離之「他者」的黯然嘆息。「做為外省第二代，家裡與學校教育讓我感覺我是個外來者，」梅丁衍說，「我感覺我像是活在中國社會、又像是具異國情調（相對於我外省第二代的背景）的台灣社會中。我永遠都是一個異鄉人，我一直追尋認同，但一直沒有被認同……」

我想起了《梅獨游台灣海峽》中那個在紅色大海中只露出一個頭、載浮載沉的梅丁衍，他背對著絕不上岸的中國，然而眼前的台灣，卻也像是到不了的彼岸。

懷舊

坦言對於台灣現況「很絕望、憤怒」的梅丁衍，在閱讀與收集大量台灣殖民時期的文獻史料後，這股面對至今看不見未來的台灣／自己的情緒，便悲觀地內化成一種「無言的抗議」狀態，也因而使得他對於認同問題的思考有了新的轉向，開始去思考台灣過去的殖民經驗到底被轉化成何種東西？為何台灣人過去不能或是不敢去想，而必須留待第二代（又或者是下一個世代）去處理？這些日益深刻的疑惑讓他由過去透過政治現實所一直逼問的「我是誰」問題，「回過身」來，朝向歷史的幽微處看去，從逐漸被人遺忘、湮沒於歷史洪流中的小人物老照片中，重新閱讀台灣近代史，並探究與這段歷史已深不可分的文化混血與認同的課題。

重繪歷史影像

近三年來，梅丁衍從網拍（他對此的熱中頗令我吃驚）與跳蚤市場中找到大量的影像資料，平均一張100元就能標到的無名老照片，從日據時期穿軍服、學生制服的日本人與台灣人團體照、家庭照、國民黨老兵到凋零的外省第一代，甚至是結婚照都有。在他到處都是老玩意兒收藏的老公寓客廳裡，梅丁衍攤開好幾疊的老照片讓我們看著，「這些照片除了是輔佐證據外，讓我也想要還原歷史的真實感，並去思考這裡面象徵的是什麼樣的狀態。」

梅丁衍開始「遐想」，重新組合這些照片，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說故事」。他將這些黑白照片當作一種畫布基底，擷取姿態不錯或是較清晰的影像改頭換面的拼貼一番，再以電腦繪圖軟體進行局部手工上彩，重新「畫」出另一種被觀看的角度，一種被拍攝、規馴的制式情境。作品一向與其指涉的對象保持一定距離的梅丁衍，在新系列中刻意更形抽離；（假裝）沒有激情，（假裝）沒有憤慨，梅丁衍以「他者」所說的故事，有的只是上彩過後淡然而惆悵的（假裝）平靜。而就在這樣的影像混雜之中，梅丁衍似乎得以彌補他不是「台灣人」，以及對於台灣歷史記憶的空白的遺憾。

梅丁衍不諱言，自己喜歡的是「被日本殖民的台灣味」，即使不曾經歷過，但對於日據時期仍有著非常濃厚的鄉愁與懷舊。我以為，日據時期所象徵的某種生活秩序與進步，正是梅丁衍認為在如今價值混亂的時代中值得追求的東西，「雖然我在美國也是次等的，但我還是覺得很過癮。」這段被異族統治的歲月，無疑地與他曾經留學過的美國一樣，都成為遙遠而美好的年代的象徵，「我們可以躲在這種美好之中，這可以說是一種逃逸吧！」然而，這種懷舊思維的背後，其實更嚴肅的，是梅丁衍刻意挑撥一些大家刻意遺忘、不去談的事情，或是與身分認同有關的東西，而那即與「去中國化」有關。

「外省人到了台灣，就以為台灣是中國的，」他說，國民黨來台後，刻意將「台灣人」與「中國人」粗糙地連結在一起，以民族主義或復興中華文化混雜反共的手段，來洗掉台灣人對於日本的記憶，甚至創造新的仇日記憶；「中國人沒有被日本真正統治過，他們想都不想、看都不看，就把仇日的記憶強壓在台灣人心中，把台灣人日本時期的記憶都洗掉，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直感慨台灣人已淪為暴民心態在相互鬥爭的梅丁衍認為，吵得沸沸揚揚的「去中國化」與「去蔣化」，是台灣必須、也必然這麼做的，「中國對台灣而言只是一種幻想，所以當然要去中國化。」

認為自己是吃力不討好的梅丁衍，自嘲這批新作不只是華人市場，日本、仇日的韓國，甚至是台灣本土派都很難接受，「這需要很大的勇氣，」他說，「我這樣等於是自殺行為，這哪是往回看，這根本是找個坑跳！」不在意是否有市場的梅丁衍，堅持做對得起自己的事，即使那是「藝術政治不正確」；「做為藝術家，可以有如何可能？」他自問道，因而，他選擇面對歷史，去擁抱那些之前被恐怖形塑的過往。

To be continued...

梅丁衍一如唐吉訶德（Don Quixote），即使已經絕望、沮喪，即使可能是徒勞無功，卻還是一直以某種超強的意志力抵抗著；在他看似逃逸的懷舊態度中，仍隱隱透射出某種積極的東西。

在與我的好友K聊起時，K這樣說道：「逃逸的政治態度好像在那些外省第二代的創作者身上常看到……但這種逃逸並不是真的逃逸，他們其實很想講的。」我也以為在梅丁衍心中，其實還是有一把火——他仍不斷地為自己的身分發言，無論那是如何低沉的嘆息；「如果這樣檢驗台灣的文化還被稱為是『他者』而不被認同的話，那我也認了。」顯然地，這把火或許會變得幽微不明，但它也確實會一直頑抗地閃爍著。對此，我毫無疑問。

(刊登於典藏今藝術2008.4月號，187期，pp 160-161)